“台湾人像白痴，大陆人妙计百出”

前文写了余英时先生在《九十年代》评论政治现实的往事。我翻阅旧杂志，又想起了1990年10月在台北圆山饭店跟余先生会晤与谈话的情形。那时候，尽管离大陆的六四才一年多，香港和西方世界对中共的态度，仍以抗议和制裁为主流，但台湾和南韩似乎就走另外的路，出现了大陆热。

据《九十年代》取得的中共内部材料，自1987年台湾开放人民赴大陆以来，到1990年初，已经有约130万人次的台湾人去大陆。而大陆批准赴台的人数是5000人，其中有180名中共党员。中共内部材料指示各级干部，要做好接待台胞工作，“政治上不强加于人”，“积极主动顺乎自然地宣传自己，做好工作”。中共虽然没有说对台放弃武力，但邓小平会见台湾访客时就说：“大陆与台湾是一家人，不必打仗了，打仗对双方都不好。”在统战笑脸相迎下，台商固然纷纷前往大陆找商机，而民意代表、意见领袖也都以能够与中共高干交谈为荣。

那一年，李登辉总统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并在成立会上说，世界潮流所趋，使身居铁幕的人民，“对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社会开放的嚮往，已由祈求化为行动”，“中共绝没有力量，长期抵抗此一潮流”，因此，“中国统一的契机已经展现”。

当然，后来发现由利益集团掌控的世界潮流并非如此，国统会也渐行渐远渐无疾而终了。不过，当时确牵引起台湾一些人对大陆的幻想。国台办副主任跟《中国时报》总编辑黄肇松说：“《人民日报》若可以在台湾发行台湾版，《中国时报》也不是不可以在大陆发行大陆版。”因这句模稜两可的话，好些人就谈论到大陆去办报。也有人主张台湾的政党应到大陆去发展组织，有人则主张台湾应透过农业技术团的合作去影响大陆，“促进共产体制的质变”……。

台湾投入不少金钱和人力支持北京办亚运会，有中共官员对台湾访客说：“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当然希望亚运会能够在另一个中国的地方举行。”于是台湾就有人认为中共已经讲好支持台湾举办亚运了！

余先生说：“我不相信讲这句话的人真有这麽强大的中国意识。共产党没有，你接受他这个说法也是骗自己的。海峡两岸运动员一起联欢，说什麽为中国人争光。全是假话。不必听，也不必看。”

他说，共产党哪有这麽简单？你以为你很聪明，“认为共产党人就个人来说不比你聪明，但真正斗起来你就知道，以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以他们的厉害与技巧，你是斗不过他们的”。

我得到余先生的同意，把我们的谈话整理，刊在《九十年代》1990年12月号上。同一期，针对台湾人的“大陆热”，作家柏杨也写了篇文章说，“美国人跟台湾人比，美国人像白痴，台湾人妙计百出。但是台湾人跟大陆人比，台湾人就像白痴，大陆人妙计百出”。

他说的白痴和妙计百出，是指政治计算。美国人一切按规则办事，实话实说，台湾人就较灵活。但跟大陆人比，大陆人用各种饰辞让你相信他的鬼话。相信这些饰辞并以为可以改变共产党的台湾人就像白痴。

余先生当时针对台湾的大陆热，说香港人比较知道共产党。他的一些香港商人朋友，有的还是人大、政协，都只是与共产党口头合作，事实上资本早就移到外国了。将来如果能混的话，就跟你混一混，不能混就远走高飞。他的朋友对他说，“第二次傻瓜我是不会再当的了”。

香港人就其大多数来说，确实比台湾人更了解共产党。因为大部分香港人是从大陆避秦而来的。柏杨在文章中说：“对中国的前途，都是距离越远，所抱希望越大，也越乐观；距大陆越近，就越失望、越悲观。而留住在大陆的中国人，却完全绝望。”

香港人从1980年香港前途问题浮现以来，拒共、抗共的思潮就一直蔓延。迫于无奈接受九七主权转移，部分有条件的人就移民外国，或取得外籍身份再回到香港一边工作一边观察形势。走不了或不想走的，就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极力要在香港本地建立可以制衡行政权力的民主体制。

是有傻瓜在中国每更换一个最高领导人时，就寄託一次新希望。但较多香港人会认同余先生1990年所说：“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文化受到极严重的挫伤。历史上即使秦始皇的暴政，也不能把整个社会改变，因为社会结构是动不了的。但共产党把所有生机、一切社会组织都毁光了，只剩下一个组织，就是党组织，从中央一直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人，都被控制。家族的、宗教的、文化的，一切民间组织都被毁掉，这样的社会要恢复起来很困难。”

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现实，香港人大多数不会对中共在九七后一段时间的忍住手不干预有幻想，不会对江泽民说的“井水不犯河水”有幻想。自六四以后，对中国民主化也没有幻想。对一些民主派主张“促进中国民主而使香港可以有民主”，支持者越来越少。

至于后来香港年轻人奋起抗争的坚强意志，倒是我那时想不到的。（失败者回忆录150）

※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