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万考生，河南高考到底有多难？

如果把高考比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河南考生的桥，看上去比别人的更窄，往桥上挤的人却更多。“在河南，700分上不了清北，600分读不了郑大”，这样的说法，也加深了人们对“河南高考到底有多难”的疑问。

庞大军团 

2022年，125万河南考生走上高考考场，比高考第二大省山东多出45.5万人。山东与湖北两个高考大省的考生加在一起，还要比河南少5000人。 

仅拿一本上线率来说，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列举过一组数字：2021年全国高考报名1078万人，其中河南省125万人，占全国总数的11.6%左右。河南省本科一批上线13.97万人，占全省高考报名人数的11.18%，一本上线率在全国排名居于末位。 

如果把高考比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河南考生的桥，看上去比别人的更窄，往桥上挤的人却更多。“在河南，700分上不了清北，600分读不了郑大”，这样的说法，也加深了人们对“河南高考到底有多难”的疑问。 

河南开封的李盈真正感受到河南考生的某种“悲剧感”，是在她拼尽全力考到北京一所大学的那一刻。她在高考的战场上拿了张575分的成绩单，而她同班的北京同学考了404分。虽然不是同张考卷，但听到这个分数差之后的错愕感，让她记忆至今。 

作为最庞大高考军团中的一员，陈斐很早就认清了人数拥挤导致的高竞争性。从小他的同学就很多，一个班八九十个学生，满满当当地塞满一间标准教室。随着身体的发育，留给他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到了初中，在座位上转身都成问题，身后的同学掉本书，不及落到地上，就被他用后背卡住。 

老师对他们说，你们生在户籍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这里的常住人口近1亿人，你要非常努力，才能通过狭窄的上升通道。 

在河南，超级中学的体量也很庞大，如同一个个产出竞争强者的独角兽。商丘一高，一个年级有44个教学班，“2700人左右”，一个学校的考生人数比北京通州整个区的还要多；县级中学郸城一高，一年有近万人走入高考考场，而他们每年30多人的清北录取人数，也让这所学校比它所在的县更知名。 

博主秋分温第一次听到“小镇做题家”这几个字，惊了一下，“怎么每个字都是在针对我”。她出生在河南兰考的一个小镇上，从小到大都在做题，甚至一度觉得自己是“做题机器”。虽然在小镇长大，但因为父母是医生与银行会计，秋分温算是出自镇上的“高知家庭”，对教育的渴望程度更高。她想考北大，这个宏大目标拆解下来，先要进一所重点高中。在镇上读初中时，一个班大约60个同学，只有前三四名才有考上县城高中的可能，再小的测验，名次哪怕下跌一位，都能把她刺痛，觉得“要失去一切了”。 

秋分温无数次做过与高考有关的梦，她甚至确信，这个梦，“每个经历过河南高考的人都会梦到”。

“特异技能” 

高竞争的环境下，没有什么比时间的扎实利用更能带来安全感。南阳某县城高中的班主任杜媛雪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6个小时。这名90后每天早上6点之前就要赶到学校，而学生们会在5点半起床，接着洗漱、跑步，6点抵达教室开始早读，直到晚上10点下晚自习。她要盯着学生回到宿舍，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 

这种时间安排，杜媛雪在读高中时就习以为常。2016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了自己的高中母校任教，延续了这样的劳动强度。学生每周只有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周日中午放学后离校，短暂回家休整，傍晚再返回学校上晚自习。除此之外，每个月学校会给学生放一天的假。“办法不聪明，但是确实有用。” 

高密度的沉浸式学习，虽然不是河南考生的独创，但他们攫取时间的苛刻程度颇具特色。 

河南考生何意的课表里只有40分钟的午休时间。同学吃饭都狼吞虎咽，一路小跑往返，好从中再挤出做题与午睡时间。她的数学学得有些吃力，经常做完作业，午休时间只剩下5分钟，撂下笔的那一刻，头就掉在作业本上沉沉睡去，醒来之后还能够维持一个下午的精力。 

为了节省时间，那几年的“特异技能”不止如此。锅炉房离得远，为了省去打热水时间，整个高中，她都用冷水洗头，到了冬天，还要顶着结冰的湿头发冲进教室，“但从没因此感冒过，身体应该是习惯了”。 

洛阳一高的杨安琪从衣柜里“偷”出时间。她时常跟人炫耀学校的住宿条件，六人间，上床下桌，有阳台，每一层都可以洗澡。最棒的，要数宿舍的大衣柜，“宽大到可以坐一个人进去”。只是，为了方便宿管老师监督，每一扇宿舍的门上，都开了一个玻璃窗，隐私让渡于监管。为了躲开宿管查寝后的“回马枪”，她常常在整栋宿舍楼安静之后躲进衣柜，挂上手电筒学到凌晨。 

有时，她觉察到宿舍气氛的微妙：一个舍友刚躲进衣柜，另一张床上的同学就开始翻身、叹气，“这位舍友本来不愿意『上夜工』”，但没过一会儿，那个叹气的同学便悄悄起身，也躲进衣柜。“别人在学你不学，好像也不太睡得着。” 

考进一所在河南省内排名前几位的高中，小镇“尖子生”秋分温的成绩排在年级几百名开外。她把头埋得更低了，只有拼命做题，才能夺回自己的战场。有一阵儿，课间集体跑步时，每个人的手里都攥着小册子，跑步的间隙还要看几眼，记下几个知识点。“如果没有把这个时间利用起来，老师会觉得你不够努力。” 

真正的倒计时是从成人礼开始的。孙一辰记得，2019年，高三开学后没多久，学校为他们举办了成人礼。往届的不少优秀的校友都被请了回来，家长也被邀请来到学校，在操场上，熙熙攘攘地站了近5000人。他们戴上博士帽，一一走过成人门，父母要为他们拨穗，然后把心愿写在气球上，上千只气球一起放飞，“特别有画面感”。 

成人礼后，在通往高三教室的必经之路上，一个一人高的倒计时牌被立了起来。日子一天一天地开始减少，班里越来越安静。女生们不再结伴上厕所，下课铃一响，头齐刷刷地埋在书里睡觉。越往后，考试变得越多，一周六天半的课，四五天的时间都在考，考到最后，班里有几位同学顶不住了，被家长领回家自学。 

二模三模后，杨安琪好几次都觉得学不下去了，但她不敢停下。各种激励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见缝插针地提醒她不能功亏一篑。“提高一分，干掉一个操场”的话，她也听得耳朵磨茧。她和朋友们共用一本日记本来记录心情，互换情绪。有人在上面写道：“只要你放下笔，在你的心里，别人就加了一分，自己就少了一分，一下就丢掉了两分。”

集体性压力 

高考不止是考生的较量，还是社会、学校与家庭资源投入的装备赛。在这场竞赛里，没有任何一方是轻松的。 

开封高中钱学森班的语文老师袁泉告诉我，学生如果要考“C9”，她得想办法把他们的语文成绩提高到130分甚至是135分。理科生的其他科目要尽可能往满分上冲，而语文科目主观性强，每往上拔一分，都无比艰难。去年，开封高中的理科最高成绩是裸分727分，“所有科目加在一起，只扣了23分，作文总要扣些分数”，剩下的每一分，所有的老师都在一分一分地往前触探。

袁泉的压力来得比学生直观，学生的求知欲、家长对分数的渴望、学校之间的排名，都会传导到她身上。学校每月参加联考，考后都会出具像一本书那样的数据分析报告，细化到每个学生、各个层次学生的学科成绩比较。压力最大的时候，她也会感到“崩溃”，在空房间里独自哭上一阵儿，“哭过之后就缓过来了”。 

十七八岁女生的身体也在发生变化，她们会跟老师诉说自己的容貌焦虑、脱发以及痛经的苦恼。有人还会因为考前的焦虑感出现生理性的不适。袁泉带过的毕业生里，有个女生，一看到学校的桌子就呕吐，“一边呕吐一边上课，吐到不能再吐的时候，回家休息两天，缓一缓再来上课”。班上还有个不能吹空调的孩子，大夏天里穿了两层外套，袁泉过去一摸，手脚冰凉。后来，学校给这个学生单独安排了一个闲置的会议室，让她自主复习。远离了人群竞争的环境，她松弛了很多，偶尔也会把空调打开吹上一会儿。 

袁泉越来越觉察到自己对学生的“悲悯”心态。她做老师的头几年，学生考差的时候、粗心写错的时候，“脾气急起来，明火执仗地吵一顿”，但现在，她越来越能理解学生的痛苦。

比起自己的工作压力，她更心疼学生，“老师只用管一个学科就好了，他们却至少要学6科，每个科目都在问他们要成绩。”

学生课堂上打瞌睡，有时她不忍叫起，还会走过去摸摸学生的头。班里发了新的试卷，她给在会议室的女生捎一份过去，再跟对方聊上几句。 

老师甚至还要疏导家长的情绪。袁泉班上一个学生的妈妈，哪怕遇到孩子正常的成绩波动，都接受不了，要一趟又一趟地往学校跑，她不得不提醒这个妈妈说：“父母再这样下去，会干扰到孩子。”

河南考生、教师和家长的集体性压力的背后，有一个显著的事实：相比于考生人数的巨量，河南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却比较稀缺。 

河南大学的卢克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河南是人口大省、高考生源大省，由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河南省仅有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两所『双一流』高校，难以很好地承载起百万学子的『名校梦』。而省外『双一流』高校，尤其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在河南投放招生计划较少，与优秀河南考生上好大学的迫切需求存在较大矛盾。” 

即便是本省的高校，对于河南考生来说也不容易。有机构做过分析，2021年，文科考生要读郑州大学，天津考生的位次在前15.57%，而河南考生的成绩至少要排到本省的前1.09%。 

努力一直追不上录取分数线，这似乎是河南考生的“宿命”。杜媛雪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2年，这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高于一本线10分左右，等她的学生考入这所学校的同一个专业，“高出了一本线32分”。学生还告诉她，她的成绩在班级里只处于中位，不少同学高出了一本线四五十分。 

人们会猜测，今年河南的125万考生中，复读生会占据多大比例。河南省教育厅在2009年就叫停了公办高中的复读班，有关复读生的数据难以确切查证。 

4名被访者对我讲述了他们“高四”的秘密。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愿意跟人提及这段经历。“禁止公办复读”的政策刚出的头几年，有些高中会把复读班的主体，套一个别的“壳子”，给那些落榜的学生提供回炉重造的地方。也有学生发现，到了高三，班里会悄悄插入几个复读生进来，大多数时候，他们一言不发，“永远都在学习”。 

衣橱女孩杨安琪滑档后去了一所二本院校。她不甘心这个结果，回到高中的复读班再次苦读，“每一个知识点都细化到最小颗粒度”，终于上岸了一所985院校。她的心思全放在备考上，“直到毕业，班里的同学都没认全”。 

竞争的残酷性甚至会决定人生走向。杨安琪的同班同学里，有两个人都想报考厦门大学，他们分数相近，老师劝说他们，“河南的招生指标少，咱们同班同学就不要厮杀了”。他们协商后决定，那名复读了两年的同学报考厦大，复读一年的同学报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河南考生”的烙印 

更长时间里，“河南考生”会成为他们身上的集体烙印，甚至辨认同类的一个重要指征。 

有一次，杨安琪在川西旅行，遇到一位搭伴的驴友。对方跟她确认了“河南考生”的身份之后，立刻开始对她诉说自己高中的糟糕记忆，“那种地狱模式，再也不愿回去了”。 

2021年，在北京二环里的心理咨询室里，何意第一次对外人提起自己高考时遗失准考证的经历。心理咨询师感叹，“这得是多大的心理压力。”何意抽泣不止，把藏在心里的秘密情绪发泄出来。这些年，她一直认为自己因为准考证插曲影响了高考成绩，几乎不会对人提起她考取的那所双非院校。 

18岁之前做题形成的肌肉记忆和思维习惯，直到现在都没在秋分温身上全部消失。进了大学，分数突然不再成为唯一的准则，周遭同学的技能异常多元，而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去抓哪条主线，“整个大学都很忙很忙，太想得到所有领域的认可”，以至于整个大学都“过得很累”。 

毕业后在北京找了份不错的工作，秋分温总能把各式情景代入到“考场”。工作是从老板那里领走试卷，开始答题，获得一个漂亮的分数；交友时，会特别留意对方的第一学历，因为她需要凭借高考分数来确认彼此的智力水平，甚至还会根据省份、考试年份、文理分科，做出精确的坐标权重调整。 

当然，这样难获得快乐与喘息。今年5月，她在微博上写道：“做题家很难快乐，信奉『哀兵必胜』，听从父母和老师的解读，对模拟考失利的解释总是『骄傲了』，逐渐养成悲观底色，但凡察觉一点快乐就觉得危险，是翻车的前兆，怕快乐是时候未到、是没看透。” 

那条微博底下涌入大量私信。在长篇累牍的叙述与上千条互动里，有人告诉她，毕业10年了，都怕别人在面前提起高考分数。秋分温想起，自己高中最好的一位朋友在高考后就“失踪了”，最近才终于取得联络。提及这些年“失踪”的原因，是因为她考去本省的一所双非一本院校，“混得不好”，她用了10年的时间来跟自我和解。 

很多时候，他们也享受这种强竞争给自己带来的能力上的“奖赏”。高四那年养成的自驱以及归纳、总结的做题方法，杨安琪延续至今。她觉得自己总能在繁杂的事务中厘清主次，工作与生活都井井有条，“这些年越来越好”。 

脱离了高考的河南省内“厮杀”，考研是场全国性的竞争，努力的惯性让他们很容易在考研中脱颖而出。陈斐考去信阳师范学院，有名的“考研圣地”。学校没有空调，没有暖气，“夏天热得发晕，冬天冻得要死”，但他不怕吃这些苦，最终考取研究生，后来成了深圳的一所重点学校的老师。 

杜媛雪带出的第一届毕业生里，不止一人告诉她，读了大学之后，发现自己的成绩是同宿舍的最高分，并由此能够获得在大学的自我认同。 

很多个时刻，秋分温也受惠于河南考生的身份。别人在介绍她的毕业院校的时候，会在后面加上后缀，“河南考生”。她觉察到，这四个字说出口时，“自己在对方心里的智商和努力权重又加了几分”。

河南省温县一中的高三学生在走廊上复习。 

（应受访者要求，袁泉和秋分温外，其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