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距离经济危机仅一步之遥

徐国进评论分析文章：可以肯定，以村镇银行为标志的兑付危机，必将深刻加剧整体性的经济危机。从现在起，中国大陆应该为未来的币值改革设计可行的方案，同时设计完整的金融体系。而现在的关键，是有效控制银行业的挤兑现象的发生，防治发生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2022年4月起河南境内4家村镇银行——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在同一时间关闭了线上取款和转账渠道，由此引发储户的大规模挤兑。中国银保监会指出，该案起因于银行股东内外勾结，将公众资金套取至第三方平台。据有关报道显示，涉及近400亿人民币资金。

　　眼下，这个银行业的危机事件仍然在延烧中。至此，在中国大陆，“村镇银行”的概念从提出到开始发放牌照经营允许设立，总共刚刚15年的时间。村镇银行的设立环境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城市中偏地开花的“城市信用社”完全不同，城市信用社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且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步成长。“村镇银行”的出现，即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乡村金融服务的缺口问题，也是民间经济力量努力争取进入银行和金融业的强烈要求的结果。2007年1月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这本身即是一项极其畸形的规定。

　　起自1985年左右的全国偏地开花的“城市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发展到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个别的倒闭、挤兑等现象，到90年代中期，对于城市信用社采取了整合为“城市合作银行”的方法，从而化解了小规模的支付危机，当然，20世纪80—9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和货币发行，本身就不会导致全面的支付危机的发生。

　　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到90年代，形成了以电信业、汽车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为三大支柱产业的结构。在这四大产业体系中，金融业的国有化程度最高，也是始终谨小慎微、不敢冒然向民营经济开放的行业。而地产业的私营化程度最高，也是一个造就了一大批所谓的富豪的行业。现在，房地产业只能在困境中自生自灭。

　　我们看到，整体性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向银行和金融业传导，而金融危机有可能充当经济硬着陆的最后的一块盾牌。如果发生系统性危机，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局面。

　　我的观点依然是，只要中国大陆不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荡，就能够化解目前出现的银行与金融业的支付危机现象。但是，如果金融危机与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那么，中国大陆的社会景象将是混乱和悲惨的。当然，应该不会发生类似20世纪40年代民国垮台之前的纸币现象。但是，人民币的普遍大幅度贬值却有可能再次出现。因为巨量的兑付危机会倒逼中央银行再次超量发行货币。

　　中国大陆的银行与整个金融业，依然是一个极其脆弱的行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银行与金融机构始终充当现代化电子科技运用的急先锋，在短时间内完全淘汰了传统的珠算与手工记账，成为现代化办公手段最为先进的行业。

　　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快速膨胀，使得整个行业成为一个泡沫状态，并且根基不牢。银行与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过低，而且严重缺乏正常的补足渠道。内部经营更是存在着僵化与腐败的现象。这导致中国大陆没有一家可以进行“清盘”的金融机构。中国的银行体制和金融业，是所有行业中最为脆弱的组成部分。

　　就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外在经济环境看，产业结构的长期畸形，以及政策性原因而导致的分配不公，使得货币资金的流通和分配机制也严重畸形和不畅。

　　人民币是纯粹的国家信用货币，它从1948年发行起，从来不与黄金挂钩，也不与任何其它的国外货币挂钩。但是，在198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币逐步在国际汇市上扮演一个主要货币品种的功能。因此，现在必须注意人民币在国际汇市上的各种风险。

　　在中国大陆，自1949年后，银行即属于一个公营部门。在1950—1980年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它既是中央银行也承担为工商业和居民个人服务的功能。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后，在邓小平“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和“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思路的指导下，中国大陆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在1990年设立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发挥为国有企业融资的重要作用，也逐步成为城乡个人投资的一个主要的渠道。

　　从现在起，中国大陆应该为未来的币值改革设计可行的方案，同时设计完整的金融体系。而现在的关键，是有效控制银行业的挤兑现象的发生，防治发生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可以肯定，以村镇银行为标志的兑付危机，必将深刻加剧整体性的经济危机，并且成为全局性的经济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的侧面，银行和金融业是防范经济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大陆必须严守金融稳定，由此才能够度过眼前的这场经济大萧条的冲击。

　　中国大陆在目前关头面临着多重性的社会任务：包括经济结构调整、防范政治动荡以及重建社会的底层治理机制。危机是整体性和深层次的，华夏民族的一切智者和圣贤之士，需要勇敢的站出来并且为化解眼前的危机贡献智慧和正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