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二十大”党代表的应勇 还能再进中委吗？

高新主持及播讲：今年3月应勇突然被宣布免去湖北省委书记实职，并被新华社特地强调为“因年龄原因”之后，笔者也曾一度怀疑这个应勇是不是因为什么外界猜测不到的原因失宠于习近平了。而现如今赶在二十大召开前夜任命他重返“政法一线”，说明他应勇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之后，以65岁的年龄晋升副国级的前景，已经和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中共党魁一样，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两天前刊登了一篇驻北京记者于泽远发回的报道文章 --《应勇出任中国最高检副检察长 预计明年可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中写道：应勇出任最高检副检察长，表明他已从政坛二线职位重返一线，突破了地方大员转岗全国人大等同于退居二线的传统模式，也表明全国人大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有所上升。

地方大员退居全国人大某个专门委员会中的非专职副主任之后又“重返一线”，怎么就能见证出全国人大“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有所上升”，不是本文欲讨论的内容。但有必要说明的是，地方大员转岗全国人大等同于退居二线的传统模式，绝对不是他应勇“突破”的。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夏宝龙就是样板！

比应勇正好年长五岁的夏宝龙，和应勇都是习近平“之江新军“的骨干人物，曾经是第十五、十六、十七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和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夏宝龙被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推荐给习近平当副手，并于2004年1月至2007年6月兼任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是当时在浙江先后担任省监察厅厅长和省高级法院院长的应勇的顶头上司。

习近平进入中央后，应勇转战上海；夏宝龙则先升任浙江省长，然后就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7年4月26日，距65岁正省部级封顶年龄还差7个多月的夏宝龙被宣布“不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次日即被宣布出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当时的夏宝龙发表卸任告白时说，他最大的政治抱负就是把习近平同志思想和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做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部署，在浙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从省委书记岗位上离任之后两个月，夏宝龙仍然在省党代会上当选为浙江省出席十九大的党代表。但继而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夏宝龙和所有因为年龄原因退位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一样，并未被安排连任中央委员，所以外界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在十九大召开的次年3月，被宣布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晋升副国级。

当时即有在香港的中共媒体惊讶道：66岁的夏宝龙在退居二线、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之后，还能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并且兼任全国政协秘书长，这在中共高层相当罕见。

2020年2月13日，中国国务院公布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一职，以接替被降职到副主任的张晓明，同时担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5月19日，夏宝龙被宣布不再兼任全国政协秘书长职务。

现如今的应勇与五年前的夏宝龙，同样都是从一线退居二线然后再转回一线，这种相当于中国大陆民间“退休返聘”的把戏，其实是当年邓小平玩剩下的。1992年秋的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夜，江泽民伙同李鹏“倒杨”成功，令一时间在军中无人可选的邓小平不得不临时决定，把五年前即已经退居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刘华清和张震返聘回中央委员会，并令前者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当然，如今的习近平无论是对夏宝龙，还是对应勇的65岁再提拔，并非是因“满朝文武无男儿”，更多的还是政治犒赏的考虑。而当年在安排夏宝龙退出一线领导岗位，转任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非专职副主任的同时，习近平是否已经有了等到次年三月就安排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名分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腹案，我们外界不得而知。

笔者注意到，当年新华社对夏宝龙的离任，也和今年3月对应勇的离任报道是一样的口径，都是一句“据悉，夏宝龙（应勇）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职务”。

但是，五年前的夏宝龙卸任浙江省委书记两个月后，还是就地“当选”了浙江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大会代表，但如今的应勇则没有。

今年6月21日，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63名。笔者非常仔细地核对了新华社公布的这份名单，肯定是没有应勇的大名。

确认这一点之后，笔者虽然明知全国人大下属的专门委员会众多非专职副主任中，从没有被安排在中央和国家机关系统“当选”全国党代表的先例，但还是把这个系统的二十大党代表名单仔细核对，证明其中也没有应勇的名字。

笔者也随机查对了几个从2020年底开始，陆续“因年龄原因从某省委书记位置上”退居全国人大某专门委员会非专职副主任的，和应勇一样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其中，退居二线后还是“当选”二十大代表的有：1958年2月出生的王东峰，今年4月22日卸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职务；6月24日，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月，在河北省党代会上“当选”该省出席二十大代表。

1956年8月26日出生的刘家义，2021年9月30日卸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次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今年6月，“当选”山东省出席二十大党代表。

和应勇一样从省委书记岗位上退居二线后，未能“当选”二十大代表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可以数出一大票。比如，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前云南省委书记陈毫、阮成发，前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许达哲，前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前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前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前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前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前甘肃省委书记林铎，等等。

因年龄原因从省委书记岗位上退居二线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为什么有的卸任省委书记后还能够在该省的党代会上“当选” 二十大党代表，有的却没有这个福分？笔者倾向于相信，是中央的统一安排，而不太可能是“不在其位”之后，有的还被本省党代会的代表们留了面子，有的却是被省党代会的出席者们给“票决”下去了。

如此说来，那么就可以推断出应勇今年3月到4月先后被安排退出湖北省委书记领导岗位，进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二线岗位之后，中央就没有指示新的湖北省委湖安排他应勇在6月召开的湖北省党代会上“当选”出席二十大的湖北省代表。那这是否就意味着当时的习近平已经把应勇抛弃，或者说，当时已经放弃了在二十大或者二十大之后犒赏应勇一个副国级职务的原计划，而在最近二十大召开日益临近的时刻才又开始对应勇“念旧”？

今年3月30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曾刊登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共人事调整 习派人马应勇卸任湖北省委书记受瞩目》。文中说：两年前在湖北疫情最严峻时，被视为“习派”的应勇从上海副书记、上海市长被调派至湖北接下省委书记，两年后应勇被替换却没有公布新的职务，引发外界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接受本台访问时（据此）解读中共20大前的人事布局角力：“我觉得，这正反映现在是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代。”。

矢板认为，应勇不是因为“犯错”而下台。按照应勇的资历，如果将来另有重用，大家就没有这样的悬念。如果应勇真的要下课，至少会安排政协、人大养老的位子。他预期，现在对应勇的人事安排应该是一步“活棋”。

矢板先生当时还认为：“如果习一个人说了算的话，他需要有一群为他做事的小弟，如果习一言九鼎，应勇一定会被重用；相反地，习如果被架空的话，习的小弟被要求退休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分水岭。”

笔者当时也非常赞同矢板先生的“活棋说”，但当时矢板先生得出如此评论的时间前提是应勇离开湖北后，将被安排到全国人大担任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二线过渡职务的计划还没有对外公布。

当时的笔者本人也因为听到有应勇已经到中央政法委“待命”的内部人士爆料，于是想好了《中央政法委已经给应勇准备好了办公桌？》的文章标题。但文章尚未结尾，中共当局于2022年4月20日任命应勇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活棋”一下子好象就变成了“死棋”，这就是为什么笔者用“起死回生”形容应勇近半年来的政坛起伏。

当时还同时任命陈润儿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王建军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这其中的陈润儿和王建军，都是和应勇在同一天被宣布“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宁夏）自治区委书记和青海省委书记职务的。两人与应勇一同到全国人大报到后，也都和应勇一样，没有在随后召开的地方党代会上被安排“当选”二十大代表。

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陈润儿还是王建军，还是我们前面退位省委书记名单中的，除应勇之外的全部 -- 至少可以肯定是绝大部分，其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都只能在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的某专门委员会里度过，没有像应勇一样咸鱼翻生、枯木逢春的好运。而应勇既然已经被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安排“重返政法一线”,那么如果他的名字下月没有出现在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里，就一定是“选举”过程中出了“民主事故”，而不可能是一开始就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

笔者今年4月初的那篇“胎死腹中”的《中央政法委已经给应勇准备好了办公桌？》一文中，给应勇开列的未来二十大或者二十大之后的三个可能性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接周强、最高检察院接张军。

而现在看来，到最高法接周强的可能性已经基本排除；二十大上直接入局的话，当然就是政法委书记；未能入局的话，则证明未来的唯一走向就是明年3月接替张军的最高检察长职务。

那么，即使不是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候选人，最高检察长的候选人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当选”的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居然连党代表都不是？这种情况在过去的中共全国党代会上发生过吗？答案是肯定的。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查找《3名非十九大代表入选中委》一文。文中说：前几天，十九届中央委员名单出炉，狠狠刷了一下屏。204名中央委员都是之前选出来的十九大代表吗？并不是！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发现，其中有三名中央委员并不是十九大代表。这三个人是：新疆军区司令员刘万龙，西藏军区政委王建武，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正部长级）刘结一。

其实，不是党代表意味着在党代会上没有选举权，但还是有被选举权的。再远的不说，十年前的中共十八大上产生的中央委员里，也不乏非党代表当选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