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户长”带来的兴奋：为进体制打开一条捷径？

十户长！

一夜之间，这个历史名词突然火爆社交平台，并引发热议。

初听这个词，还以为是大家在朋友圈里的调侃，要知道，核酸混检时，十个人中的第一人就被大家戏称为“管长”，又叫“捅领”“十户长”，据说在这一轮的成都，凡是拿过这根管的成都人，没有几个人能忍住不发朋友圈的。

四川内江十户长在行动

天性乐观的成都人“十户长”们还自我调侃，未来简历上可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本人曾带领十人团队参加国家级大型科研检测项目，且圆满完成任务”。

不过，这一次闯入公众视野的“十户长”却并非调侃，反倒是让人倍感沉重。虽然在征集令中突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促进城市社区从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演进”，但对于一些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网友而言，却瞬间联想到了历史上秦朝出现的“编户齐民”，宋朝出现的“保甲制”，元朝出现的“千户制”。

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中，将全国每五户编成一伍，十户编成一什，将五家或十家构成一个联保组织，指使人们互相监视。如有“什”“伍”之中一户犯罪，其他户必须及时告发，告发者有赏；不告密者，连坐腰斩。

宋朝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元朝千户制下设的“十户长”，就是把汉民族的百姓按家庭分成以十户为单位的小单元，每个小单元安置一个蒙古族十户长，也就是这十户人家的家长。十户长的唯一作用就是全面监督领导这十户人家的耕作和一切活动，也就是说这十户人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这个十户长的主宰下进行的。更有民间传说和野史记载，十户长制度激发的民族矛盾直接决定了元朝的历史走向。

在四川媒体的报道中，“十户长”是结合“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和“农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行动，针对一些楼栋住户多、楼栋长服务保障不完全的实际情况探索推行出来的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是将城乡基层触角延伸到每个楼栋（院落）、每户家庭，科学划定邻里自治单元，按照“自主自愿、自管自治”的原则，推选出有时间、有能力、有意愿、有基础的“十户长”，开展志愿服务、组织群众交朋识友、引导邻里守望相助等。

也就是说，这一波四川自贡、内江等地积极探索的“十户长”治理新模式，绝非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的“十户长”，但这一从历史中被打捞出来的名词之所以让网友倍感忐忑，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些历史上的影子。

比如，指令传达、情况反馈，就被很多网友认为这是承袭了过往历史“十户长”制度的精华，核心功能都是一样。

其实，一夜之间引发争议的“十户长”还真不是新鲜事，也并非四川一地率先挖掘，温州日报去年8月份的一篇报道就曾提及，起源于2020年初的疫情防控的“十户长制”，通过一路“下沉”和不断升级，在共建共治中构建起合纵连横、通达上下、和谐左右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报道甚至提及，在全村所有“十户长”的共同努力下，村里多年前遗留下来的拆迁安置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

温州市鹿城区仰义街道表示，“把人员分布切割成块，开展分块服务，块与块之间互动相连，实现服务及时性、精细化、可共享。”经过改良与更新，“十户长制”如今升级到了2.0版本，被广泛运用到安全隐患联防联控、社情民意联传联达、环境卫生联管联治、增收渠道联建联营等十个领域。

十户长在各地悄然兴起，但真正让这一制度可能还得是四川内江，在一篇名为《一万余名“十户长”冲锋一线，无私防疫护民安》报道中提及，在四川内江代管的县级市隆昌市，这样老百姓身边的“十户长”有1万余名。

1万余名什么概念？资料显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隆昌常住人口为568900人。也就是说，平均每100个昌隆人中，就有接近两个是十户长。昆明日报也曾提及，在春城昆明，以每30到200户产生一人的十户长，总数已达30707人。

这一数字让我想到，相较于“万里挑一”的考编，正在兴起的十户长制度，未来可能是考编之外，大学生们进入体制的一条捷径。别看如今的十户长都将“社区干部、网格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职/退休）、退役军人、党员作为优先人选”，将来不排除真正制度化之后，十户长也会像当初遴选大学生村官一样，将面临就业压力的大学生村官作为一个选录群体。

显然，体量更大，更基层的十户长竞争压力远远小于时下的考编，没准，从更基层的位置起步，有能力的人也会一样一飞冲天，也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