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年，杭州每年有近30所新幼儿园建成。以同时间交付的新楼盘来算，相当于每3个新楼盘就会配建1所幼儿园。
未雨绸缪的架势，让人觉得杭州在憋大招。但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0年-2020年人口趋势，却给这些幼儿园的命运添了几分变数。
从2016年的二胎生育高潮后，杭州的总和生育率还是跌到了0.96。在本身生育水平就不高的浙江省，排在了倒数第一。杭州现在的生育率，差不多就是韩国五年前的水平。而后者，是全世界最不会、也不愿意生的国家。
总和生育率的数字对一个城市最关键的意义在于，它代表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决定了未来总人口的自然增长走势。
过去几年，杭州都在以“洪荒之力”来吸引人才。它曾是抢人混战中杀出重围的佼佼者，十年时间就让常住总人口增长了300多万。一举反超温州，成为浙江人口第一城市。这当中，年轻人就占了常住总人口的七成。
靠着猛涨的青壮年人口基数，杭州获得了浙江省最高的人口出生率水平。但是，杭州却忽视了一点，这些为了搞钱来到杭州的年轻人，要生产，不要“生产”：接受996，拒绝669。
于是，杭州成了整个浙江未婚率最高的城市。差不多十个年轻人里就有两个没结婚。忙着搞钱的年轻人，几乎一手造成了杭州最低生育率的事实。
除了不结婚不生育，更多的年轻人仍坚持“只生一个好”的人生信条，拒绝二胎、三胎，哪怕多一套购房资格，也难买年轻人乐意。这是杭州年轻人的问题，也是全国其他一、二线城市面临的普遍现实，在一些社交网络上，他们人手一本哲学读本：和高昂的生活成本相比，结婚生孩子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
从杭州幼儿园的入园情况也能看出来，二胎政策下的生育意愿，在头一年就已经基本消化干净了。2020年的在园幼儿一度增加了1.5倍，可到了去年，马上又跌回到了原来的水平。
当下的杭州，办更多的托育园，用购房政策奖励三胎，但这些只能延缓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并不能够带来新的转机。
美国学者冯文在《唯一的希望》里曾以大连独生子女为样本，提出一个经典文化模型。这位博士在他的论文中提出，要想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获得向上跃升的机会，长期且昂贵的教育是唯一路径。
这意味着父母必须提高培养孩子的成本，而少生育能够让父母在能力范围内提供给孩子最集中的资源。曾有媒体算过一笔账，在杭州培养一个孩子，成本至少需要：92万。
接近百万的生育成本，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杭州600万以上资产的家庭大概有13万户，占了总量的2.7%。这批人大都选择了资源投资集中最大化，培养孩子也一样。
很多浙江老板们宁可把事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也要安排孩子出国深造。这样的趋势，已经发展到了浙商三代和浙商四代。一位新加坡家族办公室的从业者告诉说，浙江的私企老板们占了他客户的15%。而这些客户的大部分诉求，正是为了给子女的国际教育铺路。
生娃的风向标正在发生转变，信奉多子多福的温州，生育率也低得可怜。而浙江人的生育意愿，也在影响杭州的人口走势。
过去，杭州常住人口有三成来自浙江其它城市，但这种差距被后来居上的河南慢慢逼近了。最近3年：杭州的浙江人少了20多万，河南人多了40多万。
河南人的生育意愿比浙江人要高多了，他们正在以数量优势崛起。千年前，杭州满城皆是河南人的景象似乎又要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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