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团派果真是被“全歼”，还是另有所谋？

胡锦涛团派的“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中共团派究竟是被全歼，亦或是因力不如人，故避开与习的直接斗争而静待变化以徐图未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美联社）

中共二十大一中终于开出关键的人事名单，普遍意外的是“团派团灭”。李克强、汪洋都还只有六十七岁，符合以往“七上八下”的传统，但却双双中箭落马。至于另一位同属团派的胡春华，原本被当成“储君”，这次不只没能入常，连政治局委员也进不了。而团派的精神领袖胡锦涛，更在众目睽睽下被“请”了出去。原来，清不了病毒的零，只好把团派给清零了。但除了集权以外，这还有什麽意义？

其实，中共二十大前发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而其重点实在于“能下”。用诸如政治能力不过硬、理想信念动摇、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等15项规定，为瓦解“七上八下”而预做准备。但十九大时早已有未满六十八岁的政治局委员无法连任，所以这次只是把打破七上八下的范围延伸到常委而已。

可见习近平的逻辑是一致的。无论客观规定与传统如何，只要持“异见”者，必去之而后快。之前部份推论认为，由于当下中国面临艰钜困难与变局，所以习会将权力与其他派系共享，并将负责经济与行政的国务院总理与副总理保留给团派。李克强已连任两届总理，故必须卸任，但未满六十八岁，故推论李会循李鹏前例出任人大委员长。总理则由汪洋继任，胡春华则升任第一副总理并且入常。

这种评估虽与现实不符，但却是合理的。因为考虑眼前的困境与习已到达权力顶峰，实在没必要全部都是国王的人马（all the king’s men）。让其他派系分享权力，不仅可以由专业掌管自己不擅长的项目，进而坐享其成，失败了也能推卸责任。但这种推估与现实不符，其实有几点原因：首先由于中共实行“议行合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统一）制，人大在宪法中既是最高立法机关，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高于国家主席代表的行政权与最高人民法院代表的司法权。就像六四天安门事件时，人大委员长万里正出访美加，在赶回中国时却被江泽民留置在上海六天，错失召开人大常委会以解决学运的良机。

换言之，人大常委会其实能够推翻国家主席的决定，因此人大委员长绝对必须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选，而十九大时就由习的“铁哥们儿”栗战书出任人大委员长。

其次，团派在经济上具有话语权，如果又在七席常委中佔了三席，就有与习分庭抗礼的能力。当然，以往曾有以增加常委人数来稀释某派别影响力的作法，但对习而言不只缓不济急，而且无法治本与根除。习在二十大报告时反覆强调“安全”，反映出高度的不安全感与缺乏自信，当然无法容忍权力核心中的不同意见者，“不同”不再是意见的表达，而是路线的斗争，当然得斩草除根。因此胡春华既未入常，更未入局，连明年两会是否能续任副总理，都还尚待观察。

这种互斗的状况可回溯到毛泽东。毛曾抱怨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陈云、李先念…等拿一大堆他看不懂的数字压著他，让他无法插手经济事务，只能乾瞪眼，坐视大权旁落。毛当然不懂经济，但打跑了国民党、拿到了天下，巨大的成功让他“头脑发热”到近似“打鸡血”，自认为不只可以打天下，还能治天下，更能够用观念鼓动群众，扭转生产力必须循序渐进的铁则，让中国能快速“超英赶美”。但这种用高度政治手段来干预经济的作法，被证明彻底不可行。

马克思所谓的“下层基础”虽然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係，两者间存在辩证关係。但单靠改变生产关係就能使生产力迅速提高，其实有一定程度的极限。否则，如果单靠鼓动群众就能超英赶美，唯物论乾脆改名叫观念论算了。

习近平虽没打过天下，但早年隐忍装呆、不做不错，最终在众多竞争者中靠不同派系的恐怖平衡能才出线。本来照党内不成文规定，元老们对习得“扶上马、送一程”，有一定牵制作用。但胡锦涛因深受江泽民架空与掣肘，所以宁可裸退也要把江给拉下马，为习开启了毫无元老牵制的新局。加上习是血统纯正的红二党，又与军方素有渊源，且深知党纪大于国法，靠中纪委肃贪，既得民意支持，又快速肃清政敌而集中权力。

但成为总书记其实远出乎习近平意料之外。不过掌权的过程虽有波折，却都能迅速排除，当然会让习培养出过度自信，认为天命在己，自以为只要按自己指示实行，凡事就都能顺利。但在权力核心群中，仍然有在经济问题上和他唱反调的团派。当习说中国已经脱贫，李克强就说有六亿人月收入只有一千人民币。所以习对眼前困局的理解是，因为团派没有彻底实践他的意志，才导致目前的瓶颈，只要换上彻底执行自己意志的人，就能迎刃而解。李强上海封城把经济搞砸，蔡奇北京驱逐低端人口而民怨沸腾；但对习而言，那都是忠诚执行习的命令。如果不给奖赏，以后还有谁会执行习的旨意？经济困难算什麽，毛泽东不是说过“只要核子，不要裤子”？为了中国复兴的伟大目标，人民币贬值、GDP衰退又有什麽关係？只要让人民勒紧裤腰带，熬一下不就过去了？

这种极端左倾盲动的冒进主义，其实是中共“宁左毋右”的传统。也就是在面对政治路线正确与知识技能专精的选择下，最理想的应该是“又红又专”，兼具政治正确与知识专精。但在无法兼顾下，中共的传统是宁可放弃知识专精，也要坚持政治路线正确。从这个观点看，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知识与技术的引进，都只是权宜之计；而根据这些知识与技术来治理国家的专业官僚，只不过像是传统大户人家的管家，总有一天要把产业交还到大户家人手里。对中共而言，专业经理人虽有知识与技术，处理日常事务或代班也就算了，但决策与重大事项绝不能与大股东意志相悖。这次团派被清零，就彻底反映了这种心态。

问题是，宁左毋右的结果会是什麽？周恩来在大跃进高峰时曾用了一个相当生动的譬喻，他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两条腿走路”，鼓动群众的同时，也需要有专业的领导。就像人，单靠一条腿是走不了路的。现在把团派的专业技术官僚给完全清零了，就像只剩下一条左脚，必然左支右绌，想要走得长远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导致生产力极端低下，毛被迫退居二线，而为了夺回权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终导致国家几近分崩离析的劫难。

现在呢？习近平提拔了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是因为忠诚，而不是专业。所以之后所有重大的经济决策都会像处理新冠肺炎一样，都要由习“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只要没有习拍板定案，一切经济问题都只能原地踏步，那麽自然一切都要由他负责。但习虽有博士学历，却与经济无关。且其求学过程因其父被斗倒而被当成黑帮子弟，又因文革时知青上山下乡而中断学业，其真实学力恐怕仅介于小学与初中之间，无法理解複杂的经济问题。他唯一能用、会用的方式，不外是文革式的发动群众。但群众其实是具有两面性的，当没人振臂高呼时，群众只不过是畏首畏尾的群鼠；但如果有人敢冒险给猫挂上铃铛，在观察确定猫已经难有所作为后（也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后），鼠群瞬间就会扑上身来…

这就像文革期间，毛泽东曾到武汉调解两派造反群众与军队间的矛盾。但最终被迫离开时，通常只搭火车的毛只能搭飞机逃离，可见情势危急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而最终文革的乱象只能靠“军管”解决，所以掌握军队的林彪才能坐大。但如果最后军队也不受指挥了呢？接下来的，恐怕会像是1989年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吧？

至于团派呢？别忘了胡锦涛裸退是用来逼迫江泽民不再干政的筹码。所以团派究竟是被全歼，亦或是因力不如人，故避开与习的直接斗争。再加上因为不看好美中衝突的未来，索性将挑子全部撂给习，让习一肩承担所有成败之责，而静待变化以徐图未来，恐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毕竟，只要未来要面对实际困难，就需要专业技术官僚。就像文革末期，毛泽东为什麽要让邓小平二次复出；而蒋经国在历经以政治干预经济的上海“打老虎”失败后，也懂得尊重经济事务的专业与自主，也才有后来孙运璿、李国鼎…等人与台湾经济成长的佳话。

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欲夺之，必固予之”，这本来就是中国式权斗的谋略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