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任内促成当代中国三大转型

前国家主席、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周三（11月3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对此，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周四（12月1日）就江泽民与当代中国的三大转型发表评论文章。

文章表示，历史地看，江泽民时代开启了中国内政外交的三大转型。

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转型，江泽民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并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的文件。

郑永年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也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理论贡献，因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没有“市场经济”的空间。社会主义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以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最为典型，惟这种模式随著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于1990年代初解体，已表明并不可行。就中国自身，从改革开放之初使用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等概念，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也走过了十多年的路程。从这一点看，人们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理论贡献。这一突破是在江泽民时代完成的。

江泽民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内外两大方面来推进。对内体现在1990年代，通过对传统经济体系的改革，从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组成的混合经济体系。大规模的国企改革主要在江泽民时代发生，时任总理朱鎔基进行了对国企的“抓大放小”改革，国企重组，在一些关键领域组建大型国企集团，同时把低效率、无效率的国企进行“民营化”，推动了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当代的混合经济格局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

对外则是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整个90年代，中国都在为融入世界体系做准备。中共二十大把“制度型开放”写入党的文件，但最早的制度型开放实践，则是从申请加入WTO开始的。2000年前后，经中国政府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近十部法律修正案，涉及经济、贸易、金融、投资、产业和知识产权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清理和修改工作，以加入WTO并确保WTO的义务得到履行。另在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还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第二大转型是理性精神与中国外交转型。进入江泽民时代，中美关係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苏联不再存在，苏东一片混乱。在缺失了一个“共同敌人”的情况下，美国开始转变对华政策，导致两国关係的变乱交织、衝突不断。1993年，美国以“有确凿证据”证明“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为由，无理扣押中国“银河号”货轮；1995至1996年又经历了第三次台海危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国主导下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等，都表现了中美关係的複杂性和险恶性。然而，在江泽民领导下，中国在对美外交中既能够与美方斗争，又能够对美适度妥协，实现了有理、有利、有节地推动中美关係良性地向前发展。

江泽民在任期间还发展了中俄关係，推动中俄边界谈判达成划界共识，两国签订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推动结束了300多年来中俄边界争议谈判。文章称，必须意识到，中苏关係不同于中俄关係。苏联已经解体，一个新的俄罗斯已经诞生。对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来说，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和新的俄罗斯确立关係。尽管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但解体前后的双边关係并非完全一致。不管怎麽说，江泽民时代为中俄关係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中俄在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多边框架下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今天人们所见的中俄关係的基础就是江泽民时代打下的。

除此之外，中欧、中韩以及中国与东盟关係等，也在江泽民时代得到了稳健发展。冷战结束前，处于不同阵营的中韩两国一直处于相互对立、隔绝状态。冷战一结束，中国便在维持中朝关係不变的情况下与韩国建交。同时期中国也与东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係，确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最早的对外自由贸易协定之一。

至于第三大转型则是“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文章认为，江泽民时代最重要的转型是其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并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无可否认对同属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构成了衝击。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方向，但具体的转型则发生在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推动了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这保证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延续性。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如今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党建进程延绵不绝，江泽民是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史而言，世界社会主义已经演化出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苏联模式，主张实施完全的计划经济，以消灭私有财产为目标，结果是走入了死胡同，经已消失。第二条道路是北欧模式，原本是资本主义的北欧国家吸收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成分，即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或者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模式。在政治上，这一模式主张搞多党制度。有一段时间，中国也有人提倡要走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断然拒绝了这条路。江泽民强调，中国要寻找自己的模式，走自己的路。

在这个意义上，“三个代表”重要理论标志著中国探索的第三条道路。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历史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毛泽东时代探索的是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国家，即要解决“站起来”的问题。毛泽东一代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邓小平时代则探索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即要解决“富起来”的问题。邓小平一代领导人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係问题，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而江泽民时代通过对中国模式的实践探索，得出了既不走苏联的路，也不走北欧模式的结论，开拓出了一条中国道路。

在经济上，中国道路体现为混合经济模式。政治上就是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变成了开放政治过程模式。在混合经济模式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变得多元化了，需要构建一种能够吸纳多元利益的政治机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这一问题，社会中的多元利益都可以吸收到党内，通过党内的协商民主来实现。

文章认为，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工农阶级，依靠工农阶级夺取政权。但在成为执政党后，应该转型，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为全体人民服务。 “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转型的理论表述。其“第一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第二个代表”是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第三代表”是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现代性（modernity），与世界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最追求现代性的政党。这种表述和现任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江泽民时代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今日的中国也是在这个遗产上的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