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分析文章：“白纸运动” 会不会成为现代中国又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把这场运动与“五四”和“六四”对比，我的结论是，“白纸运动”的历史内涵与意义应该超过“五四”和“六四”。我把中国文化精英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态度的演变，与这三个“运动”在当代全球史中的地位联繫起来看，相信是一个有认知价值的视角。
单从社会和文化进步来看，1919的中国并不像鲁迅及其同代的许多文化精英所感受到的那麽糟糕。但他们的痛是真切的，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高速进步与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迅猛扩张直接相关，儒教之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俄日觊觎下，中国虽然有失去东北的真实危险，但更多文化精英的痛，来自“亡天下”之忧，也就是来自中国的文化精英和国民身份在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没有地位和尊严这个难堪的现实。五四与巴黎和会的关联不是偶然的，因为基督教文明刚终结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毁灭性战争，让多年推崇西方文明的革新派精英第一次有了幻灭之感，而务实的激进派，则从布尔什维克夺权成功看到了一条“阻力最小”的捷径。
当然，阻力最小往往最终代价最高，因为减小文化变革阻力的最佳选择就是回到大家都熟悉的旧原点，就中国文明而言，就是回到打天下、坐天下，重建大一统的老剧本。当然，如果没有苏俄的干预，没有西方的衰落，国民党的北伐不会那麽容易，而国民党选择的最小阻力路径，最终帮助中共实现了最糟糕的党天下。
“六四”的国内大背景是选择走“俄国道路”的一代精英对马列的幻灭，文革促成了一种有积极意义的世代交替，那就是老一代用自己的悔恨再度点燃了新一代文化精英对西方文明的天真向往，推动了世界向右转的时髦大潮，而这个大潮的地缘政治大背景，就是中国向美国一边倒，注定了苏联不可能赢得冷战。但问题是，为甚麽中国文化精英“六四”的抗争失败了，促成了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也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却没有促成中国的政治变革？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就是，这一次，美国也选择了阻力最小的路径，从而带来了最糟糕的后果。
很多知识人现在都能理解为甚麽当年美国选择的最小阻力路径，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这与“白纸运动”有何相干？难道不是习近平一手造成的防疫灾难，导致官逼民反？有人说，是习近平一手毁掉了六四以后一直顺畅的“社会契约”，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习近平，这个契约就能继续下去吗？如果继续下去，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又意味著甚麽？
“六四”后，美国的绥靖政策之所以是灾难，是释放了一种导致人类文明自杀的“中国病毒”，这种病毒具有超强的传染力，初期不易重症和死亡，但逐渐演化成文明自杀的病原体，其机理就是瓦解人类抵御慾望，尤其是抵御权慾的合作能力。今天，俄国人拿普京没办法，中国人似乎也拿习近平没办法，至少中共二十大证明，主流精英是如此，而不少人曾是六四的同情甚至是参与者。“白纸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在这个世代交替的历史关头，中国新一代知识人敢于对上一代的文化宿命论说“不”，从而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自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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