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习近平的粗糙治理和人民付出的代价

2022年已近尾声。即将结束的这一年可谓极其不平凡。在这一年中，中国大事不断：从年初在北京举办的冬奥会到下半年中共二十大的召开；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成功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到随后发生在10多个城市的白纸革命挑战习近平的威权统治；从严格的清零到突然松绑；从疫情开始就采取的闭关锁国状态，到最高领导人最终步出国门，先后出访中亚多国、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其他国际会议，并到访沙特阿拉伯......。 重大事件接连不断，每一件大事都不同程度地留下深深的历史印记。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就2022年中国经历的几大事件做一下点评。

法广：中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习近平如愿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可否被视为是2022年中国经历的首要大事？这件大事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

夏明：是，我认为2022年首要大事，应该说是习近平连任、进入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三届任期，这为他国家元首的终身任职也都铺下了这么一条路。所以说，习近平突破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种任期的限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这已经是个规律，就是：两任到期就交班。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重大的影响。第一个，我认为从宪法角度，我一直把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以后、尤其在2013年确立深化改革、或者顶层设计，这些一系列的方针或者一系列的提法，我把它给看作一种宪法政变。所以我们如果从宪法的角度，可以说：2022年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其实把1982年的宪法给破坏掉了。不仅是1982年的宪法体现了邓小平当时提出改革的，尤其是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同时，1982年的宪法还有一个重要的、以人大常委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整个中国的设计是一种议行合一的，是在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国务院对人大负责的这么一个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我看到习近平把大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同时建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系，涵盖政府的功能的方方面面，甚至党和地方的这些功能都纳入进去，那我觉得从宪法角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坏。因为它是中国宪法进程史上的一个大倒退，一个反动。

第二，我们如果从政治、经济的整个进程来看，二十大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标志性的事件。因为这里边确实是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是继续想往市场经济的方向深化，还是要国进民退，从市场经济的方向退步，最后回到管制经济的状态。今天来看，从习近平目前的许多的做法-包括二十大的这些提法-，尽管他有一种模糊的、或者混乱的、或者一种实用主义的这种杂糅，但是一个总的路径，他是在政治上越来越集中权力，对社会越来越加大控制，对经济越来越加大管制经济，也就是用国家的手去控制经济的运作，尤其是伤害市场经济。我们看到民营经济和外资的这些企业，都受到最大的伤害。所以从政治、经济进程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标志性事件。这里面我们就要看怎么样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认为，2022年的二十大，习近平高度集权，对中国的运势其实是非常大的影响。运势这个词有一点好像看相。其实在中国过去40年，一切都还是比较顺风顺水，老百姓也非常勤奋，人口结构非常良好，政府都还比较务实，让中国能够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同时全球化的利好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的好处。这些都是中国的运势，其实都还是还不错。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从2012年以后，其实他的整个经济的记录表现是非常差的。也就是说，他在任期的10年，中国的经济一步比一步糟。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他自己的权力、甚至运势，其实一直在走下坡路。尽管他在极力地想扩展自己的权威，或者是想用各种强压的手法来加强权力，但是中国的整个发展其实不是在向好，而是被他在引向灾难。同时对习近平个人的政治生涯来说，也不是让人们会看好，他也在走向新的一个灾难。

法广：习近平成功连任，向终身制迈进不足一个月，国内就爆发了“白纸革命”。一些示威民众甚至发出“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的呼声。这是1989“六四”以来，十分罕见的挑战当局的行动。您从这些诉求中解读到了什么？

夏明：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各个城市-有的统计说，先说是有五十来所高校，后来又说有八十多所高校卷入，但这并不完全是一个高校的行动，而是许多市民的一个自发的行动。所以他们举起一张白纸，其实这个白纸革命值得我们解读。有的人做出的最低的解读认为：这是普通民众对地方疫情的控制的暂时的不满。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调整了对疫情的控制，这个抗议也就会消失，不要太过度的解读。这是第一个，就是最低度的解读。第二个，就是比较低度的解读，跟我的解读相比，把它看作中度解读。这就是许多人说的：“白纸革命”，其实就只是对习近平个人专权的不满，一切都是冲着习近平来的，也就是冲着习近平在防疫政策上的这些过度的打压有关的。

我的解读是比较深度的一个解读，我认为，其实白纸革命是前两项的解读的相加，同时还要加上-其实这里边老百姓的不满，有更弥散的这么一个方向，有更深刻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他们对体制已经表达出不满。尤其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是上海的市中心，当时正好江泽民在医院里面，其实是处于弥留之际。乌鲁木齐中路跟上海最好的医院华东医院-江泽民在里面去世的地方-其实相差也就是几个街区。所以当这些大的政治事件发展起来，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影响，其中尤其是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为主体，自发地提出了“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这些当然是直指对体制的不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驻法国的大使，他也说了，他说：这是一个颜色革命，因为白纸尽管没有颜色，但是白色也是颜色。所以他把它看作就是说是非常的大。尽管我们不能赞同他说的“这是由西方国家操纵”的、故意去“煽风点火”引发的，但是我认为：这确实是有一个革命的意义。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真的是中国老百姓在目前面临的各种危机的情况下，一个自发的行为。大家拿一张白纸，有一种高度的共识，就是说：我用一张白纸展示的话，你也知道我想讲什么，我也知道你知道我想讲什么，所以我们之间有共识。我觉得这种意义对中国人来说，今天有这么高度的共识、高度的不满、能够集中在一个明确的方向上，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另外，从挑战政府当局的行动还可以解读到什么？我觉得它的影响很大，是因为这里边有几个因素决定了：第一个，是今天中国的人民和八九、和七六不一样了。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城市化程度更高、教育程度更高、全球化程度更高，在城市里面已经有一群的公民出现，也就是我们在政治学里边讲到：一种布尔乔亚化的这么一群人群，或者是共产党比喻的所谓“小资”这群人群的出现。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这一群人群是不一样的。

第二，这群人群对治理的期盼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我们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比如说我们的父辈、或者比我们父辈更老的一辈-，能够求得温饱，政府粗燥一点、强力一点，大家也都能够接受。今天就有点不一样了，今天的年轻人，即使我们从七九年/八零年计划生育强力推行到今天已经40多年了。也就是说，今天中年以下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在独生子女时代、在改革开放以后，没有经历过这种饥饿成长的几代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治理的期盼、要求有更高的质量，这一点恐怕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面对的。

另外，第三个，可以看到中共的统治精英和民众-尤其是民众里面的精英-，他们的认知差距是非常的大。因为以前，中国的共产党还是一群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他们领导了许多工人、农民，或者是文盲在闹革命。但是今天有点不一样，今天中国的老百姓，整个认知的层次在不断地提升，大家的知识面、尤其在网络上成长起来，分析能力、辨别能力、批判能力、多元的思维也都急剧的提升。当下中国政治的这些精英人物，如果他们以为还想用毛的治理方式、用专制的老一套治理方式，能够跟当下的中国老百姓进行应对，他们就错了。

最后一个，就是民众对治理期盼，这里面涉及到民众的损失。民众今天要付出的代价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四十年以前，中国的老百姓都是社会主义下的平均的贫穷，也没有坛坛罐罐，所以经过一下折腾的话，反正都已经是一贫如洗了，折腾来折腾去，也不会造成太多的损失。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所有的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面的老百姓，都有添置起的各种坛坛罐罐，他们有各种的金融资产。所以当中国政府现在经过各种折腾，让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效应急剧地缩水、丧失，尤其是房地产的崩盘，对老百姓损失、代价跟过去是从来没有办法相比的，这给中国政府提出的挑战就非常大。

最后一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国际环境不一样了，中国毕竟是加入了全球化，全球化毕竟给中国带来了最多的利好。今天全球化出现某一种停顿，但是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在进行。这种经济危机对每一个制度-包括对美国的、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都会提出挑战。所以这种不同的国际环境，把中国放到了一个极度高压的这么一个压力测试。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当然今天的整个发展、白纸革命会造成的影响，恐怕我们还有待观察，甚至我觉得（意义）可能会是非常深远。

法广：新冠疫情爆发后近三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坚守严格的清零政策。直至11月底，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努力遏制病毒传播的主要经济体。习近平甚至曾高调宣布：在与新冠“病魔”作斗争中的这场“爱国主义”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白纸革命”爆发后，北京却突然一改此前做法，逐步开始放松对疫情的管控。请谈谈您对这一转变的看法。

夏明：对，人们当然有的说，白纸革命的爆发，彻底地转变了中共的防疫政策，白纸革命的爆发，当然是有直接的作用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用，因为如果习近平在通过防疫的这一系列的做法，其实在配合他的夺权。也就是说，他建立一个非神圣的三元的联盟，用抗疫的整个监管-包括这些数码的专制主义-配合他原来的维稳体系。尤其他在国防上提出的这种“要打仗”、“要准备打胜仗”、“有外部敌人的亡我之心不死” 、或者说要“统一台湾”等等，这样他把整个军事化的动员又配合在一起。所以防疫、然后维稳、军事化动员，这种“非神圣三位一体”，正好给习近平制造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他能够实现-我刚才讲的-他的宪法政变，能够实现他的突破任期限制等等。这些当然跟习近平的获得权力以后，他面对的经济压力，当然他也一定会逐渐放松对疫情的这些管控。所以这些目前的调整都是有多方因素的。但是这些调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都是走向极端：过去一管，他就要管死；现在他一放，就要放乱。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治理，-就像我刚才讲到-人民对治理的期盼已经不一样了，有非常高的要求了，但是中共的治理表现出了非常地粗糙。这里边有-就像美国的一个学者贾雷德-戴蒙德，他写的一本书《大崩溃》里面就讲到：中国就是一个趔趄的巨人，他会左右大摆动 ，甚至也会前后的趔趄，当然他往前奔的时候，你看他步伐迈得很快，但是当往后倒的时候，轰然倒下，这种倒退就会非常的惊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的治理，从防疫政策-无论是实行、还是维持了三年、还是到今天突然地进行大的转型-，其实都是表现出中共治理的粗燥；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还表现出的中共治理的一个邪恶，也就是说，整个在目前中国的老百姓，无论是在对防控防的滴水不漏，让人们最后有饿死，还是今天一下就撒手不管，让老百姓进行无序的一种群体免疫，不管男女老少，同时扔到细菌场里，让他们进行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测试，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里面表现出中共治理的一个邪恶。因为它把人民当成一种不经意的财产，可以任意地损失。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过程的民主、对国家的国号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讽刺。

既然我们在法广上讨论这个问题，我倒是想提出，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他在完成自己的宪法政变的过程中，他与拿破仑有三次的相似性可以比较。当然，拿破仑是捍卫个人自由、捍卫私有财产、建立法典的。从这个层面上，习近平跟拿破仑是没法比的。但是在下面的三个层面上，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尤其是王沪宁是从法语翻译出道的，所以他们有意识的在学法国的一些政治遗产。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论述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拿破仑的影像。第一个，你看到习近平在二十大的加冕，他把自己的皇冠戴在自己头上，不要有教皇给他加冕，其实就等于把胡锦涛给羞辱，不要胡锦涛具有合法性，不仅要向外界张示：他的权力不是由从胡锦涛这边接过来的，他是自己加冕过去的。最后他在江泽民的追悼会上，他把他跟江泽民联系在一起，他是端江泽民灵的灵，端灵接班的。所以这点，你可以看到他的加冕就非常有意思。第二个，拿破仑有一种非常霸道的说法，就说：我是立法者，所以我就可以破坏法，因为不破不立；所以他是乱法跟立法，是可以只有在拿破仑身上是合二为一的，其他所有的人都只能是遵守法纪者。所以可以看到习近平，当他不断地在教他的所谓的干部要守规矩，但是他是最不守规矩的。因为他自己以为他是拿破仑；第三个，当习近平任意地把集权到皇权的这么一个地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面对着中国目前的各种的阶级的冲突。尤其我刚才讲到的、城市化的这种布尔乔亚的阶级的壮大，还有中国资本家的各种的壮大。这些对习近平，他所谓的工农为基础的共产党的政权，尤其是对共产党对生产资料的掌握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他有点行为举止就像路易-波拿巴一样的，就像路易-波拿巴搞的雾月18 日政变一样的，就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或者《法兰西阶级斗争》里面讲到的：波拿巴主义是用来挽救一个专制政权、或者一个强势政权，因为他只想调和整个国内的矛盾。所以我觉得整个习近平的这些做法，其实最后围绕着他自己的个人的权力，围绕他个人的专制，真的没有把人民的想法、人民的福利考虑其中。

说道这里，我想讲最后一个，因为我现在正好在看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政治心理学家、也是政治沟通的一个学者-拉斯维尔（的书籍），他谈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他就说：在我们看专制国家，它这个宣传的过程中，他们其实遇到的许多的反宣传，因为遇到的人类的这种活力对他造成的抵制，最后就可以发现：这个专制者就会逐渐逐渐地、越来越多的依赖到身体的、生理学上的方法，来用来控制他的百姓，能够强化他的政权的生存能力。也就是说，在政治学里面出现了新的生理学的这么一个时代。这个生理学的时代，从传统的、这种比较粗燥的、用导弹和用宣传的工具来进行联合施政的这么一个辩证法，今天其实又加上了另外的一个对身体控制的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强制的这种绝育，比如像中国的这种计划生育政策；另外一个，就是强制的这种防疫的打疫苗，也就是说，今天整个中国在防疫政策下，也就像拉斯维尔提出的：出现了马基雅维利，他的统治方式，但是这里的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医学博士。我们今天看到，在整个中国政府对待异议人士的镇压过程中，它越来越多的在用这些生理上的控制的武器，在强化它的权力。这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要“管天管地”，不仅是“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其实它在深入中国人的身体、在渗入到毛细血管延展它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