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和中共开启“二次相爱”？天知道会走多远

　　刚过去的周末，寒意侵骨，病毒肆虐，穿梭在杭州写字楼之间的行人寥寥无几。在未来科技城的阿里巴巴西溪园区总部，此时却迎来一队身穿黑色外套的客人。

　　阿里园区九号馆的企业展厅里，一副面积近120平方的显示巨屏，播放着这家企业20多年的经历和成果。两年之前，在这驻足的，不乏各种政要官员。光是在2016年，阿里巴巴就接待了超过24000个不同层级的官员：平均每个工作日100个。

　　但过去两年，九号馆企业展厅没有以前热闹了。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余杭未来科技城管委员园区拔地而起的一块招牌，一度被严严实实地用黑色塑料袋包裹了起来。招牌上原来写的是：余杭区服务保障阿里巴巴领导小组办公室。小组还有个阿里味儿十足的名字——亲橙办。

　　这个从2018年创办的政府组织，多年来一直坚持着单边主动发力，全方位全天候服务保障阿里。光是政企会议互动，半年时间就能超过150次。更早之前的2012年，因为马云在民营企业峰会上的迟到，能让当时的浙江省一把手道歉，并决心举全城之力，治理交通拥堵问题。

　　在北京12月15日的经济会议上，随着官方提振信心的决策落下，民营经济似乎再度成为了活力复苏的首要对象。

　　12月18日，喊着“省会强则全省强”的浙江新任一把手的到来，让这里久违地生辉了。他们把会议开进了阿里巴巴这家省会最重要的企业里。这释放信号的意味，不言而喻。

　　救民企第一枪，又一次在浙江率先打响。而杭州和阿里巴巴，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政府和民企合作关系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

　　在阿里最鼎盛的时候，马云常常会提及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要相爱，但不要结婚。他把阿里和政府的关系分成了三个阶段：从政府给空间，到给理解，最后企业向政府建议。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的原点，过去一直就充当着经济决策风向标的角色。

　　40年前，当经济整肃运动的风暴卷向浙江，最后在温州，这个中国民营经济的“耶路撒冷”，留了下至今最具传奇色彩的时代印记。温州乐清柳市成了这场风暴的中心，一群在当时被称为“八大王”的小老板，被卷进风暴眼当中。到了现在，还有当地人笑称他们当中的目录大王叶建华，创业比马云的黄页更早，是阿里巴巴的爸爸，叫做阿里爷爷。

　　因为造的房子能排下12辆小汽车，能买得起摩托车，大王们被列入经济犯罪工作组的打击对象。一夜之间，自找创业门路光荣，成了投机诈骗牟取暴利。打击的铁锤落下，有人仓皇出逃，有人锒铛入狱。

　　这场民营经济的“倒春寒”最终在两年后得以散去。虽然大王们的光彩不复往日，但打开了温州千军万马创业潮的序幕，“温州模式”盛极一时。其中就有现在正泰集团的南存辉。

　　前段时间，南存辉刚刚接了马云的班，成了浙商总会的会长。这个时代更替中成长起来的商人，也成了浙江民营经济的代言人。

　　多年后看来，民营经济和政府的关系，从对着干到扶着干，迂回、往返，最后还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历史有时是相似的。从两年前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到一年前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再到现在“在推动发展、国际竞争和造福社会中大显身手”，对民营平台企业的态度，也是在动态调整中螺旋上升。殊不知，这种所谓的“螺旋式上升”曾经给民营经济带来的伤害又有多大……

　　其实，抛给政府的问题从未改变过：如何营造透明的竞争环境，以及如何保障公平的交易秩序。而不变的，还是浙江这片土地上民营经济的韧性。民营企业的机会，往往也都藏在穿越寒冬后每一次的动态调整中。

　　那么，阿里和政府的“第二次相爱”开启后，又会走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