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白纸”和中共文化

最近中国城市里出现了“白纸”抗议活动，含义很丰富，让我联想近半个世纪来的许多有关的现象。

1973年，“白卷英雄”张铁生，为了支持毛泽东在文革间的反智精神，没有回答物理化学的高考卷子上的问题，反而在考卷后面写了几句损人的俏皮话。官方事先安排了他这样做吗？我们无法知道，但官方用他的例子去做的宣传是很清楚的：高考是狗屁，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简言之，“白纸”是“反智”的意思。但最近在上海、北京等地的“白纸”是相反的意思。“这张纸是空的”变成了“这张纸包罗万象”。

我第一次听到“白纸充满意思”的概念是在1989年春，北京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一个苏联笑话，说有一个人到莫斯科的有名的红场去示威，胸前摆着一张白纸。警察上来扣押，示威者抗议，问，“凭什么扣押？我啥都没说！”警察说，“没错，可是你的意思很明显。”

的确，白纸能传达的意思不少。大体上分析，有两种作用，“攻击作用”和“自卫作用”。

攻击作用至少有三种好处

一是内容灵活，观看者看到了白纸以后，能补进去许多意思。知道是反对的意思，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反对意思，观看者能够挑选。而自己的挑选自己当然同意，因此效果更有力。记得1983年共产党宣布“反对精神污染”以后，中国知识界普遍不以为然。少许几位作家支持了政府的口号，但绝大部分保持了沉默。甚至可以说有一种“谁能够保持最有意义的沉默”的比赛。“白纸”起了作用。

二是容易传播的好处。知识分子，包括学生，是有头脑的人。写一句话大家很自然会有些或大或小的不同看法。但白纸呢？我知道你在抗议，我也想抗议。这么多就够了。赞同！容易传得很广。

三是效果更恐怖。对观看者来说，看到几句话的印象深，还是看到白纸的印象深？看到了白纸，只能输入自己的内容，而所输入的自然更贴近自己的经验和想法，印象更深。心理学家研究过：为什么恐怖故事有时候比恐怖电影还要恐怖？因为电影是外在的形象。我坐在这儿，你那些恐怖的事情在屏幕那里，有距离。但恐怖故事发生在我自己脑子里，没距离，更恐怖。白纸的作用类似。

关于“空白的力量” 举两个例子

2005年底，刘宾雁，中国在八十年代数一数二的最受欢迎的作家，很尖锐地批评官方行为，在美国过世。刘的儿子大洪和女儿小燕都从中国到美国来参加葬礼。火葬之后，小燕把骨灰带回中国，准备按父亲的愿望埋在国土里。宾雁生前设计了碑铭：“永眠于此是一个曾经说过一个人应该说的话，做过一个人应该做的事的中国人。”

宾雁的家人在北京郊外的坟场找到了地方，付了钱，请了刻石工人，但两天之后工人说抱歉，你们要的碑文不能刻，上面不同意。家人商量之后，觉得暂时什么都不刻，就留一个空白的石头。多有力量！有什么文字比这片空白更刺人心？

第二个例子有关我以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辈同事，刘子健教授。他是宋代历史权威，我跟他合教了一门“中国文明史”的初级课程。刘教授有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以后到东京去翻译的身份参加东京战犯审判，再到美国来念博士，变成有名教授。毛时代一直没能回国，与亲戚朋友不自愿地断绝了关系。在美国三十年用的笔名一直是“半宾”，意思是说“半个客人”。

毛死以后他非常向往回国跟亲戚朋友见面。第一次回，70年代末，约了他最心爱的弟弟在某馆子里吃饭。弟弟来了，坐他对面一个多钟头，一句话都不说。英文有一个字叫unspeakable，意思是说“可恶到语言无法描写的程度”。刘子健弟弟的意思是他的三十年的经历unspeakable。这也是一种“白纸”的表达。

现在分析上面所说的“自卫作用”

拿白纸来示威，警察抓了以后可以说“我什么都没说，你凭什么让我喝茶？”这种自卫最后可能没有用，因为共产党瞄准了要惩罚你，小规模的“猫和老鼠”游戏不一定起作用。但至少是一个工具。

我看到上海示威者大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也注意到他们的技巧。一个人喊“习近平”，群体回应“下台！”一个人喊“共产党！”，群体喊“下台！”这样一来，被捉之后，都可以说“我没有说过整句话”。在表层上，这也是一种“白纸”手段。

2022年11月27日，上海市民在街头举白纸，抗议当局封控措施。(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相关的一个自卫方法是唱歌，让听者体会深意。共产党不能禁止你唱国歌，但头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唱的意思，你明白吗？国际共产主义最推崇的歌，《国际歌》的第一句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1989年春，中国大学生在街上唱了这两首歌。2022年也唱了。让听众从表层意思转换到深层意思也是一种“自卫”作用。

在公开场合上，掩盖或半掩盖自己的想法是因为害怕政治惩罚。哪怕是我远在美国加州大学里开课都很清楚地能够感觉得到。我开的中国文学课的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国大陆来的。上课的时候要是提到稍微有点“敏感”的问题，他们不说任何话。点名请他（或她）发言，只是摇头，不吭声。

但到我办公室里来，一对一跟我谈，不但愿意说敏感问题，而且有时候还特别想说，甚至跟我解释为什么不愿意在课堂里说话。“我不认识其他的同学，不知道有谁会不会举报。”原来在加州，课堂里做“白纸”也是为了起自卫作用。

（林培瑞是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现在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书。他专门研究中国现代语言、文学、通俗文化与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