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政策的失败 暴露了中共政治结构的最大弱点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索娜编译报道：中国抗击病毒的战争包括三个主要部分：全面检测、隔离新冠患者和封锁疫情爆发地点。最后，这种三管齐下的方法已被证明无效完全阻隔 omicron 变体。中共最终也只能放弃实现和维持其清零愿望。《朝日新闻》的前任总编辑船桥洋一在《日本时报》撰文分析，清零政策的失败同时也暴露了中共政治结构的最大弱点。

自从中共改变其清零政策以来，报告的感染数量虽然直线下降，但这不过是因为人们无需再强制做核酸检测，加上政府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 然而，人们不再做核酸检测也使得识别和追踪阳性病例变得更加困难，政府也因此难以掌握实际情况。 结果，新冠感染潮蔓延各地，重症监护室人满为患，中国医疗系统崩溃。

中共政府吹嘘其在过去三年中成功地将与新冠相关的死亡人数控制在约 5,000 人，中共表示这一成功与美国约 110 万人因新冠而死亡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一家研究公司最近预测，中国目前感染病例的激增可能导致 70 万至 160 万人死亡。 由于这可能涉及全国同时爆发，中国政府将无法像 2020 年春季武汉封城期间那样，从中国各个角落调动医生和护士。 当时，被派往武汉的医护人员多达4.26万人。

最大的问题是，中共领导层从未准备好替代其清零政策的方案。 政府官员忙于吹嘘他们清零的成功故事，以此证明中共政治制度的优越和习近平领导下的有效性，根本无暇制定 B 计划。因此，中共政府在没有任何明确退出战略的情况下突然改变路线，引发疫情大爆发造成社会混乱。

在此情况下，中共试图将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和城市，试图转移责任。然而中央其实一直没有下达统一的政策指令，下面的人就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我保护而行动。

2020 年 3 月下旬发生的一件事证明了这一点。在湖北省武汉市封锁期间，当地实施的旅行限制放宽后，一些湖北居民试图越过九江长江大桥进入邻近的江西省。 他们的通行被驻守在一座桥检查站的江西警察阻止，导致一群湖北居民与江西警察发生衝突。 湖北警方介入支援试图越境的湖北居民时，却遭到一群10多名江西警察的殴打，最后演变成一场大衝突。 骚乱的发生竟是因为中央政府从未就公民跨省流动发布明确的政策或指示。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通过隐含的社会契约进行治理：中国公民承认一党专政（或者在习近平的情况下，是一人专政）并且不参与政治。 作为交换，政府保证人民能获得经济利益和民生稳定。不过清零政策的失败，同时也暴露了中共政治结构的最大弱点。

在危机管理方面，中共的决策者其实一直都将中国人民视为最大的风险。 在危机时期，当权者非常害怕公众恐慌，他们将可能不受他们控制的人民视为危机的真正根源，而不是触发事件本身。 这种现像被称为“精英恐慌”。

就中国而言，拥有权力地位的人，尤其是地方一级官员，他们会被期望著要扮演“父母官”的角色。 这是一种治理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官员会像父母一样管束、有时安慰和强迫人们服从。 他们不能冒与精英恐慌相关的耻辱风险。 这些“家长”现在对那些手牵手、举著白纸无言反抗权威的年轻人，究竟会如何对他们进行严厉训诫呢？

天安门事件后，中共政府便以经济增长、乐观和爱国主义吸引年轻人。 这一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培养出了许多以中国为荣的爱国青年。 这些年轻人中有很多人都蔑视香港，蔑视台湾，嘲笑新疆维吾尔族。

但随著国内新冠疫苗和抗疫的失败，这种高举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青年，他们对中共政府的美好幻想也破灭了。 中共领导人现在将更加依赖宣传来宣传反美情绪，并呼吁中国民族主义精神。 中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打爱国主义牌。 但当这张牌打出时，中国的年轻人会否再次举起一张白纸来回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