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林孟编译报道：英文《日本时报》发表特约撰稿人、日本国际之家全球理事会主席、《朝日新闻》前主编船桥洋一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最近放弃了新冠病毒“清零”政策。中共国以全面核酸检测、隔离感染者、封控疫症爆发地区三板斧对抗新冠肺炎，但无法遏制奥密克戎变种毒株传播，最终输掉了“清零”战役。
习近平的“清零”遭到青年人的“白纸”抗议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共领导层从未为其病毒“清零”政策准备替代方案。政府官员忙于吹嘘对抗新冠肺炎的成功故事，以证明中共国政治体制至高无上，习近平领导有方，却根本没想过准备B计划。而且中央政府在没有任何明确退出战略的情况下，突然逆转了抗疫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国中央政府将困难的决定强加给地方和城市政府，试图转移自己的责任。而地方政府则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手法应对。在当下，如果上面没有政策出台，下面的人会出于自身利益和自我保护而采取行动。
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进行统治——中国公民承认一党专政，或习近平模式的一人专政，并且自己不参与政治。中共政府则以保证经济和民生稳定作为交换。但习近平的病毒“清零”政策撕破了这一契约，“清零”政策的失败暴露了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弱点。
根据我们之前与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合作的经验，我的智囊团“亚太倡议”（前身为重建日本倡议基金会）确认了日本可能的九种危机情景，提出了适当的管理应对建议。关于这个合作研究项目的英文报告，由法国里昂证券于2014年公布，题为“日本处于险境：9种危机情景”。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一章，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关西大学危机管理教授永松伸吾，回忆了他曾经向北京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提出的问题——“中共国危机管理的最大目标是什么？”那位教授回答说：“那就是中国人民”。
谈到危机管理，中共国的决策者将本国人民看作最大的风险。在危机时期，当权者非常害怕公众恐慌，并将可能不受他们控制的人民视为危机的真正来源，而不是触发危机的事件本身。这种现象被称为“精英恐慌”。
在中国的情况下，当权者尤其是地方一级的当权者——被期望扮演“父母官”的角色。这是一种治理方式，即官员们管教，有时恩威并重像父母一样使人民服从。他们不能冒与“精英恐慌”相关的耻辱风险。这些“父母官”现在正考虑如何严厉训诫那些手拉手举起白纸，无言反抗当局的年轻人吗？
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之后，中共政府以经济增长、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吸引了年轻人。这一战略的成功，产生了许多以中共国为荣的爱国青年。这些年轻人中许多人蔑视香港，鄙视台湾，嘲笑新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
这个青年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的气球，随着中共国内新冠病毒“清零”政策的失败而破裂。中共领导人现在将更加依赖宣传来鼓吹反美情绪，助长中共国民族主义。他们将打爱国主义牌作为最后一招。但是这张牌打完后，中共国的年轻人会举起一张白纸作为回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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