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一军二十大落选导致的中央政法系统重新洗牌

去年就早有传闻说习近平心目中的最高法院院长接班人的时任司法部部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唐一军，居然在二十大上落选，打乱了习近平原在二十大前预设的对司法系统好几个部门的人事安排计划。

本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二十届二中全会。会议内容之一是讨论了向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和向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人选。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已经介绍过，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的次日，中共新华社即刊发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文中纪录说：从二零二二年年初开始，习近平就已经开始“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选，国务院领导成员人选，中央军委组成人选，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等，在一定范围内面对面听取推荐意见和建议”了。

也就是说，本月二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为给下月召开的“两会”上所要“选举”和“决定”的各项人事名单，不过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前早已内定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局部调整而已。比如二十大召开之前，习近平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政治亲信，时任国务院司法部长唐一军，本来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了，但居然会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央委员。如此一来，习近平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对整个司法系统的正部乃至副国级人选计划，就必须有所调整了。

唐一军落选二十届中央委员之后，中共高层很是狼狈，趁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出炉之前，赶紧安排他去江西接替了姚增科的省政协主席职务，算是给他唐一军保留了一个正省部级待遇。

不过，唐一军“当选”江西省政协主席已经一个多月之后，就在我们本文播发的前一天，中共才刚刚对外宣布解除了唐一军司法部长职务，任命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贺荣前往顶替。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关于贺荣的介绍，也已经把她说成了中央政法委委员。

这个贺荣是两年前从地方省委副书记位置上回调她曾任副院长的最高法院，接替了如今正在等待判刑的沈德咏的正部长级常务副院长的位置。

依照惯例，因为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都是副国级，所以这两院各自的第一副手，也就是正部级的常务副院长都是当然的中央委员。也就是说，安排贺荣进入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时，有可能不是把她作为司法部长继任人安排的。

但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习近平于近三年前把个从未有半天司法工作经历的唐一军突然提升为国务院司法部长，最终目的是让他在这个职务上过渡一段时间，等待二零二三年三月接替周强的最高法院院长职务。

说起来，这个唐一军是习近平的所谓“之江新军”里被后期提拔速度较快，职务变换最为频繁的一个。

习近平当年主政浙江期间，这个唐一军在中共浙江省纪委常委、秘书长职务上被习近平任命为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然后又安排他在这个职务基础上兼任宁波市委政法委书记。

习近平在中央担任政治局常委，分管中央组织工作期间，在中央党校接见过唐一军等人。在中央党校完成培训返浙后，唐一军升任副省部级的副省级市宁波市的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二零一六年五月，唐一军就地改任宁波市副市长、代理市长，三个月后即又升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

当时有评论界感慨这个唐一军为何“如此好命”，年纪轻轻即“退居二线”，然后却又能“重返一线”。殊不知把政协职务当成跳板已经成了习近平上台之后提拔亲信的手段之一。最典型的莫过于如今已经是高就二十届中央政治委员，候任副总理何立峰。此人二零一三年被安排为天津市政协主席后，即使当时的福建省委内熟悉内情的人士都只认为是习近平“念旧”，所以给了何立峰一个“安慰性的正省部级二线职务”。没有人想得到人家习近平如此安排的目的，居然是为了让何立峰在此基础上调任国务院发改委任副主任，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正部长级的副主任。而日后把这个何立峰晋升为发改委一把手后，更没有人想到习近平居然让这个何立峰在未能成为国务委员或者国务院副总理的前提下，先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享受副国级待遇。

而当初暂时把唐一军委屈在地方政协一把手位置上的考量也是一样。当初担任省委常委兼宁波市委书记十一个月后，唐一军又于二零一七年五月升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同年十月，唐一军又被安排“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浙江省委副书记职务担任了不到半年，二零一七年十月底，中共十九大刚刚开完，习近平就又迫不及待地把唐一军升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理省长，晋升正部级。

二零二零年四月，调任辽宁两年多时间的唐一军进京出席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会议。会议结束后即被宣布出任司法部部长、党组副书记。同时还担任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职。

二零二一年八月，司法部恢复单一首长制，唐一军一人身兼部长和部党组书记。

总结一下，二零一六年五月的唐一军从宁波市政协主席位置上改任市长，然后就是省委常委兼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辽宁副书记、省长，到二零二零年四月任司法部长，期间一共只有不足四年的时间，经历了从二线到一线，从副省部到正省部，从地方到省，然后跨省“交流“，而且又从地方到中央的五个不同职务。这在整个中共政坛上都是非常不寻常的，足见当时的习近平提拔和重用唐一军的心情之迫切，全然不顾宁波市委、市府，浙江省委，以及辽宁省委和省府的工作连续性，更不顾司法部工作的职业性。就提拔唐一军而言，哪一个职务都不是从所谓工作需要出发，只不过是为提拔唐一军的一块跳板。

而这很可能就是唐一军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的原因。

有外界媒体猜测唐一军的中委落选是身体原因。笔者基本上不采信这种说法。以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布小林为例，此人因病去职，故也未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但与此同时，也再未被安排实际职务。各级政协相比于各级政府和党委当然是所谓“二线”，但政协主席却是一个实职，是需要全日制工作的，与普通政协委员或者普通人大常委不一样。所以，唐一军如果真是因为身体原因的话，那么就只会被安排一届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委，而不会被安排成必须全日工作的省级政协一把手。

那么，如果说中共二十大之前的习近平确实是计划安排唐一军在司法部长位置上过渡之后成为周强的最高法院院长接班人的话，那么二十大之后只能重新计划安排了。

我们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了，到今年三月为止已经连任两个满届的最高法院院长的周强，理论上当然可以转任平级的最高检察长，也可以如他的前任王胜俊一样，改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已经被安排进入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事实，证明他已经和胡春华一样，被内定为排名在石泰峰之后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至于周强之后的新任最高法院的院长，只要应勇接任最高检察长的计划成真， 那么从二十届中央委员名单中分析，只有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院长童建明的可能性最大了。

先说童建明，中共官媒对他的介绍是：现任第二十届中央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正部长级）、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大检察官。

而官媒在二十大之后对应勇的介绍是：现任第二十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大检察官。

但是，进入最高检察院官网后会发现，在院领导介绍栏里，应勇排在院长张军之后，在应勇到来之前已经是分管日常工作的（第一）副院长的童建明的名字被移到了应勇之后。

当然，一九六三年出生的童建明只是最近几年被提拔较快，从党内资历上讲，二十大上是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比应勇的资格嫩了许多。去年年中应勇被从湖北省委书记位置上宣布“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之后，却又任命为最高检察院长副检察长时，仍然还是十九届中央委员，而童建明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连中央候补委员或者中纪委委员都没有被安排。

说到今年三月份“两会”之前都将还会继续停留在最高检察院正部长级副职岗位上的童建明和应勇，就不能不分析一下童建明在二零二零年接替的时任最高检察院的常务副院长邱学强，被迫提前退居二线的那段历史。

与应勇同龄的邱学强是青海省政法委秘书长出身，一九九三年调中央工作后， 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厅长、厅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政治部主任；二零一零年年中即升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时年四十四岁。二零零二年九月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职务，开始享受正部长级待遇。一个月后在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日后又在十七大和十八大上连任两届中纪委常委。十九大上任中央委员。

期间，邱学强于二零一一年即已经被宣布晋升一级大检察官，不过被宣布担任最高检察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的时间，是在二零一七年。当年，他十九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委员。至此，这个邱学强被党内党外普遍看好为张军之后的最高检察长人选。但没成想，二零二零年五月，时年六十二岁的邱学强被突然宣布提前两年退居二线，在被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免除其最高检察院长副院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以及一级大检察官的同时， “增补为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时任副检察长童建明在当月即被宣布从二级大检察官升至一级大检察官。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在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里，一把手分别是首席大法官和首席大检察官，在“首席”的后面，普通的副院长（副检察长）及地方高院的正院长（检察长），都是二级大法官或者二级大检察官，而能够享受一级大法官或者一级大检察官称号的，只能是享受正部级待遇的第一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常务副院长（检察长），通常各有一名。中共二十大之前把个应勇临时安插进最高检察院，并同时宣布他为一级大检察官，就形成了直到三月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之前，最高检察院里同时存在两名一级大检察官的少有现象。

至于邱学强为什么被提前退居二线，据信是和孙立军案的案中案有关。笔者在去年三月发表于本专栏的《央视一姐和三姐的夫君怎么都是在吉林落难？》一文中揭露，前央视“三姐”刘芳菲的丈夫，香港富商刘希泳于二零一七年初“失踪”。当年四月的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证实，刘希泳失踪后，先被当局以涉嫌官商勾结为名义调查并关押，于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吉林省延边州检察院受审期间遭逼供致死。吉林当地媒体人对该报透露，本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延边州检察院负责。有一种说法是，刘希泳案当初只是被工商行的北京总行要求“内地公安”，也就是公安部港澳台办公室出面帮助“催还诈款”，但公安部把人从机场抓了之后，就交给邱学强直接领导的最高检反贪贿赂总局了，理由是“涉嫌贿赂”。

当时香港等地的媒体还有消息称，刘希泳被查的主要原因是涉及替高层洗钱，即俗称的〝白手套〞。刘希泳的背后，涉及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刘云山；前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也曾是邱学强的老上级贾春旺等江派大佬……。中共大外宣多维新闻网当时刊登的专题报道文章中，居然也斗胆借“大陆维权律师”的嘴质问道：“被审判的只是几个直接凶手，小检察官而已，真正的策划者、指挥者还在高位，还在继续指挥别人打人、杀人呢。”

日后，无论是最高检察院的前第一副总检察长邱学强被提前退居二线，还是吉林省检察院的人事大地震，均被评论界认定为与刘希泳“非正常死亡”案有直接关系。

日后邱学强被提前退居二线的消息传出后， 又有海外中文媒体以《刘希泳命案幕后隐藏高层，推出最高检副检察长顶锅》的标题加以分析报道。

不过，这个邱学强无论是否内部接受过一个小处分，最终的下场还是“平安降落”，近日已经被安排成为湖北省的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下月开会时被安排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而当时接替邱学强最高检察院常务副院长的童建明在二十大上被安排出任中央委员的前提下，与他现在的老板张军谁会成为周强的最高法院院长接班人选，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做详细的分析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