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习近平竟也依赖起法律？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索娜编译报道：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共将其政治统治建立在其行政成功的基础上——尤其是在管理经济方面。在 1989 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之后，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达成了一项隐含的政治交易：人民将接受专制统治，作为回报，中共将赋予人民更高的生活水平。 尽管这不是真正的“讨价还价”，但从普通民众眼中这是一项拥有选择自由的决定。而中共也确实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将经济绩效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可惜到 2010 年代中期，这一政治基础开始出现裂痕：自 21 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经济面临强劲逆风。 地方政府债务变得不可持续，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危险，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口正走向不可逆转的长期下降。 社会资源不平等和缺乏向上流机会，使到国内紧张局势升级。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张泰苏在《外交家》撰文指出，中共可能无法再依赖经济表现作为政治合法性和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 相反，中共或者会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法律，以使其统治合法化。

2019 年底 COVID-19 大流行的爆发以及中共执意实行的“清零政策”使社会被迫停罢。直到 2022 年11月国内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才迫使中共最终放弃其“零 COVID”政策。虽然目前中国已重新开放，但过去3年严厉的封锁政策，已为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伤害。正如官方统计数据所报告的那样，中国年度 GDP 增长放缓至 3%——实际上可能更低。

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和相应的地方政府财政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出生率直线下降也导致中国人口在六十年内首次出现下降。2022 年，也许是自 1978 年中共真正开始实行自由化改革以来，第一次经济成为了中共的严重政治负担。尽管大流行后的反弹可能会在 2023 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回升至 5% 以上，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共可能无法再依赖经济表现作为政治合法性和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相反，中共或者会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法律，以使其统治合法化。

即使是专制政权，往往也会更喜欢声望和自愿服从，而不是压迫。事实上早在2013年，中共似乎就意识到仅靠经济增长已无法稳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习近平在过去十年中的许多标志性政策，例如“一带一路”倡议（BRI）、战狼外交、“共同富裕”、反腐败等，这些路线或政策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习近平在试图创造新的执政合法性理由。

所谓的扶贫计划和“共同富裕”，主要是社会福利投资、增税和政府对大型私营公司的打压行动。其次，“一带一路”和战狼外交等政策主要是想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增加人民对政府的支持。 第三，以反腐败为中心的这一类製度改革口号就更能体现出政府的合法性。 

虽然福利改革通常是有益的，但不太可能帮助所有人来大幅提高政府的合法性。 例如扶贫虽改善了许多农村居民的经济情况，但受益者只佔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 在数量和政治重要性上都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劳动人口却未曾从“共同富裕”的推动中获得任何重大好处。 归根结底，鑑于中共不稳定的财政状况和经济的困境，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似乎都不太可能。

相比之下，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 近年来，民族主义可以说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潮流。中共政府现在拥有相当大的媒体机构来製作和传播民族主义叙事。 这些叙述主要由社交媒体影响者和大量民族主义键盘战士传播，通常是自愿的。 国内外的发展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包括在 2020 年颁布香港国家安全法、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于2018 年在加拿大被拘留、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2022 年访问台湾等。

不过这同时也会构成政治危险。 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性是允许它在国民经济表现良好时扩大公众对党国的支持，但不允许它在经济困难时充当政治合法性的后备来源。 这种弱点在最近几个月很明显：在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伴随中国 2021 年的经济发展良好，在 2022 年初以前，人们的情绪还很乐观和自信。然而，随后几个月却传来坏消息  — 上海被封锁，随后北京和广州也半封锁。所有这些都使人们的情绪迅速转变。

人民公开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嘲笑和直截了当的谴责变得司空见惯，也许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大量中国中产阶级表达了他们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愿望。 面对社会充斥著不满情绪，民族主义者也变得沉默。有些人甚至偶尔会在中共达不到他们期望时批评政府。 例如他们就曾经批评解放军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反应“胆怯”。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在丰年时或有利于得到社会额外的支持，但在经济形势变得艰难时就会变得危险。

习近平和他的副手现在越来越依赖法律来巩固他们的合法性。法律可以用来控製或压迫，正如它们可以用来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一样。 就中共高层的政治意愿而言，它们想要严格地执行法律以更牢固地控制地方官员。过去八九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合法性的兴起显而易见。 自 2014 年以来，习近平政权推动了多项製度变革，旨在提高党对法律法规的普遍遵守程度。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内发动了席捲全国的反腐运动，或许这就是该计划最明显的一部分。 

正如社会科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许多人类社会都有“接受法律作为理由”的倾向，将合法性视为接受政府一切行为的理由。这种接受在道德上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不是，但它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即使在非民主、不自由的社会中也是如此。

中共政府似乎也意识到法律可以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一个主要理由：最近，每当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强烈不满时——例如，在 2022 年发生重大丑闻之后，河南的官员试图通过实施大流行封锁来阻止人民对挤兑的地方银行提款。中央政府的回应是再次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并承诺会对地方官员进行更多的法律培训。 显然，这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可以直接增强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心。

与民族主义不同，法律不依赖于经济表现。与“共同繁荣”不同，法律不需要在财政危机时期进行大量福利支出。 因此，无论习近平在未来几年想执行什麽计划，法律将沦为他的玩物，成为他手上的一张王牌，以保持其执政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