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两会”－（全国）政协与人大，实际上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花瓶和走场机构，因为“政协”既不协商，人大也不代表人民。要看中国未来的走向，不只是看“两会”，而是看习近平想什麽？要做什麽？也就是习近平的野心与图谋。换言之，从20大“二中全会”到正在召开的“两会”，就是在实现习近平的“两个图谋”，一是建立“超级版的独裁体制”，二是建立平战合一的“战争体制”。
一，“中国党卫军”的建立正在召开的人大预计将审议20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这项方案决定将原属国务院系统的公安、国安系统(其业务包括移民、户籍、交通、民政、反恐、反间谍等等)，收归于党中央新设的“中央内务委员会”。实际上，这项议案，不仅不是以“任务授权、职能分工”为方法的现代化的机构改革，也不是以“裁汰冗员、精简组织、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而是要建立一个“超级版独裁体制”。一方面“以机构改革之名行权力集中之实”，以利于对内进行滴水不漏的社会控制，一方面则是“以权力集中之实行战争体制的部署”，以利于对外作战的准备与动员。所以，中共所谓“机构改革”，不是在“改革机构”，而是要建立“中国党卫军”，执行“中国KGB”的任务，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平战合一”的备战动员体制.
实际上，习近平的野心与图谋还不只是这项机构改革。自20大提出“完善国防动员体制”之后，目前各省市纷纷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例如“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上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等等。宣称是要“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实际上，这些办公室都是“地方军管单位”，负责基层募兵和民防动员，将民用资产转化为军事能力，是一种战争体制的基础建设和超前部署。
从20大“二中全会”到正在召开的“两会”，目的在建立“超级版的独裁体制”与平战合一的“战争体制”。（美联社）
这个“国防动员办公室”，实际上非常重要。一般人看待战争的可能性往往以“军事演习”来看，但实际上“后勤动员”才是准备发动战争的指标。以武统台湾为例，不只是中央军委和中央“国家全国动员委员会”要进行“军队动员”，还要包括“地方人力与资源的动员”，包括“运输工具的动员”(渔船、商船、航空器)、“民用资产的动员”(例如网络资源、民用雷达、民用场地、民用无人机)、“预备役和民兵部队的动员”，可能还需要“媒体动员”、“金融动员”、“粮食动员”、“医疗伤损动员”等等。换言之，从中央到地方的“总动员”，就是为了打仗。
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24日闪电通过“军队战时实施国家刑事诉讼法”，这项法案赋予军队在战争时期，可以代替法院启动刑事诉讼活动，可以“变身”成为司法机关，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辩护、代理、强制、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等规定。这就是“军权凌驾法权”，“军区指挥官”取代“司法检察官”，也就是平时以“军事维稳”代替“社会维稳”，战时则用来对敌国人民进行军事压制。
战争体制的准备：军事预算有增无减
依据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中共军费预算编列达到人民币1兆5537亿元，年增7.2%，是近4年来增幅最高的水平，大约占GDP比重1.7%到1.8%之间。
然而，这个数字是“预算编列”上的数字而不是“实际支出”的数字，中共整体“国防预算”项目包括了国防费，国防科研费、民兵事业费与国防基建费，上述费用有的由地方预算支出，有的隐藏在国务院所属的能源、机械电子、航空航天、教育等部会的预算中。换言之，中共的军事预算向来采取“隐藏式分散编列”，实际的国防预算支出应是编列数字的3倍至5倍。
“高军事预算”，目的何在？
对于中共军事预算，全国人大发言人王超指出，军事预算是为了应对“複杂安全挑战”的需要。试问，什麽叫“複杂安全挑战”？实际上，中国没有来自外国的安全挑战，如果把中国的周边国家“顺时针”数一圈，从韩国、日本、台湾、纽澳、菲律宾、越南到印度，有哪个国家对中国产生军事威胁？只有中国不断对周边国家进行军事威胁。
“中共”已经不存在，变成了“习共”，“中国”不再是“中国”，而是“维尼国”。（美联社）
王超又说，“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是合理的、比较适度的”、是“低于世界军费水平”，这是睁眼说瞎话！中共怎不提“世界排名”呢？怎不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军事预算大国？怎不说中国是世界陆军第一大国，并且准备将现有的350颗核弹头增加到1500颗呢？怎不说中共正在进行“核扩军”与“核竞赛”呢？
“中共”已经不存在，变成了“习共”
所有这些战时体制的建立，只有一个目的：对外作战，而且是多国作战。换言之，两会之后，中共将建立一种新的“举国体制”，就是“举国战争体制”。所谓“举国战争体制”就是“习近平体制”。从此以后，“中共”已经不存在，变成了“习共”，“中国”不再是“中国”，而是“维尼国”，作为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之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习近平主义”。什麽叫“习近平主义”，就是“一颗脑袋决定14亿颗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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