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悬15部法律 边控越来越广 出境越来越难

与禁止出境有关的中共法律越来越多，同时中共加大对外企的审查力度，令在华国际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图为2020年4月8日，警察在武汉市天河机场站岗。(Hector Retamal/AFP)

与禁止出境有关的中共法律越来越多，同时中共加大对外企的审查力度，令在华国际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5月2日发表题为“困于笼中：中国日益泛滥的限制出境问题”（Trapped – China’s Expanding Use of Exit Bans）的最新报告。报告指，中共最近批准了《反间谍法》修正案，并将于7月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从2018年到今年7月，中共至少有5部新法或修订法允许使用出境禁令，相关法律总共达15部。

报告表示，数十名外国人因所在公司涉及民事纠纷被禁止离开中国，而且该数字可能被严重低估。中共《民事诉讼法》的模糊措辞意味着，与民事纠纷无关的人也可能被困在中国。爱尔兰商人奥哈洛伦（Richard O’Halloran）被禁止离开中国三年（2019至2022年），因为他的雇主卷入了一场商业纠纷，而纠纷发生时他还未进入该公司。

还有一些外籍人士成为中共人质外交的牺牲品。保护卫士说，这是中共针对外国政府的报复行动，或者是一种争取让步的策略。通常情况下，任意拘留的行为更加严重，有时候在最初阶段使用出境禁令。多年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对其国民提出警告——北京会使用出境禁令来“获取对外国政府的谈判筹码”。

中共最近通过的新版《反间谍法》尤其令在华国际企业感到担忧。被称作“橡皮图章”的中共全国人大于4月26日通过《反间谍法》的新修正案。该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同时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实施个人出入境禁令的权力。

瑞士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新苏黎世报》在评论文章中说，中共政府制定的法律大多非常模糊，这让有关部门在执行时有最大的灵活度。对于在华外国企业而言，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

文章说：“即使是普普通通的市场调查，或收集竞争者的信息，以后也可能落入《反间谍法》的范畴。不安气氛已经在企业间散播开来。在华企业负责人担心公司可能被搜查，电脑、手机可能被没收。”

此前已经有多家外商遭到中共审查。美国管理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位于中国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4月份遭到中共有关部门问话，电脑和手机被警方带走。

北京警方还于3月份搜查了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的北京办事处，并拘留了这家公司在中国的所有五名工作人员。该办事处遭到突击搜查后已关闭。该公司声明，其拥有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许可证，并遵照法律透明运作。

中共网信办还在同月宣布，对美国领先的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展开调查。中共外交部称，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网络产品进行网络安全审查，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正常监管措施。但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中美对抗下，北京对华盛顿展开的报复手段。

中共打击外企的行为并非仅仅针对美国企业。同样在3月份，中共公布拘留了日本制药商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 Inc.）的一名雇员，指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这次逮捕在中国的日本商界引发冲击波，同时引起东京方面强烈反响，日本政府要求释放这名药企高管。自2015年以来，已有17名日本公民以类似指控被中共拘留。

中共高层在疫情解封之后曾频繁发言，试图重建外资对中国的信心。中共副总理丁薛祥3月26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演讲，承诺持续扩大市场准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等等。

旅居英国的资深投资顾问方奇5月7日表示，“中共说一套、做一套，显示出其矛盾的心态，一方面需要外企的资金和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又不信任他们。所以新进入中国的外企基本没有。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且外企在中国的利润大幅下跌，无论从商业角度或者风险角度他们都不愿选择中国。”

方奇还说，即使已经在中国的外企，有一些将被迫脱钩，有一些制造业把供应链移出中国，只有一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外企可能不舍得放弃现有的利益。

中共限制出境措施升级 律师：侵犯公民迁徙权

人权组织最新报告显示，中共限制出境使用幅度升级。律师认为，中共滥用边控措施，害怕国际社会上反共声音和力量的壮大。

边控即边境控制。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中共）一直在扩大使用限制出境这项政策。限制出境已经成为中共用来加强对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众多工具之一。

报告认为，中共限制出境规模扩大，缺乏法律依据和透明度，且几乎难以申诉。同时，针对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进行全体性的无差别限制出境。

尽管中国没有公布遭限制出境人数的完整数据，但在2015年有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1400万人受到限制出境的影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目标——人权维护者、商人、官员和外国人。”

最新案例显示，北京清华大学退休教授郭于华4月底取道深圳前往香港受阻，深圳海关拿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的文件，告诉她在限制出境之列。

原上海季风书园店主于淼的太太谢芳回国探亲，于去年8月发现被限制出境，中共国保以此协迫于淼回国接受调查，只因他在美国用笔名发表文章。经过数月的抗争，直到今年5月3日，谢芳才得以回美与家人团聚。

网友表示，“这个政权太可怕”，“家属绑架是中共对‘境外势力’的一种武器。”

中国假劣药受害者、维权人士陆晓忠日前告诉记者，他因追究肇事企业责任进行上访，曾被边控至少两年。当时他连所在的苏州市都出不去，出市身份证就会报警。“两年之后，他们（国保）会（再）评估，所以之后我就一直保持一种静默状态。”他说。

几年来忍辱负重后，身患绝症的陆晓忠终于被充许出国旅游一周。他才幸运地“润”到德国（详细报道）。陆晓忠认为，“真正的难民想逃出来，被边控在国内，出不来的。真正被迫害的，有几个能跑出来的？”

边控范围越来越广

中共边控的历史由来已久。六四后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不少是通过偷渡行动逃离中国，他们当时获得了各方的帮助。

根据1987年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发布的关于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规定，在执行边控中，有“凡能尽早处理的，不要等到外国人或中国公民临出境时处理”、“凡能在内地处理的，不要到出境口岸处理”等规定。

近年来，中共的边控范围越来越广。2020年，武汉要求党员、干部、公务员、军人上交护照，不交就注销，其它省市也开始执行这样的“边控”政策。

“保护卫士”倡导与研究专员陈靖捷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表示，限制出境的措施已经从司法部门泛滥到行政机构，普通警察就可以限制出境。国家监察委是一个非司法的机构，居然也可以限制公民出境。

一位推特网友表示，他的朋友因为政治原因遭到中共“限制出境”。最近一次边控时间快到了，结果某“法院”突然受理了一桩虚假的民事诉讼官司，以此继续禁止其出境。

在山东省法院官网（海外无法打开）上，有一份“边控对象主要问题及对应代码表”。文件称，该表对应《边控对象通知书》的“主要问题”栏。交控机关和决定机关因办案保密工作需要，不宜对“主要问题”作文字表述时，可填写对应代码。

山东省法院官网上的“边控对象主要问题及对应代码表”。（网页截图）

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人根本没有收到过所谓《边控对象通知书》。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被限制出境了，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下达了边控命令。

律师：中共极权统治 滥用边控限制

国际人权法保障人的迁徙自由权。旅美人权律师吴绍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迁徙自由不仅仅只是公民在国内有迁徙的自由，一个国家的国民，他如果想离开自己的母国到其它国家去，也是属于他应有的自由。而中共明显在滥用边控措施。

吴绍平认为，中共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衡量标准，或者一个法制的逻辑。它的逻辑就是维持它的独裁统治，所有的一切目的就是维持它的政权。

“你只要不是支持它中共暴政的，或者是它的一个反对者，那你随时都有可能被中共给边控。不仅仅本人被边控，甚至亲友都可能被牵连。它的标准就是，你究竟是不是对我中共政权有危险，或者有不满？”他说。

中共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异见人士及其家属出境。“保护卫士”辨识出了中共有14部法律提及了限制出境，当中至少有4部法律是自2018年以来新增的。

4月26日，中共最高立法机构宣布通过修订《反间谍法》，引入了对任何被认为离开中国后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被调查人员实施出境禁令的可能性。

吴绍平认为，中共这样做有四个目的：

首先，对于被边控的人来讲，这是对他们进行打击的手段。出不了境，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他的一种处罚，对他们反抗行为的一种压制、一种镇压。

第二，它想用这种方式杀一儆百。对中共潜在的反对者来讲，是一种威慑，别想从这个国度走出去。

再有，这些出境的人，接触到外面的信息，把外界的信息带入进去，这也是中共所不乐意见到的。边控起到阻止人们交流的作用。

最后，异议人士或敏感群体出国后也会继续从事反对中共的活动，也壮大了国际社会反共的力量。近年国际上反共的声音越来越大，边控是为了减少国际社会上反共的声音和力量。

吴绍平指出，中共是极权独裁的政体，它不仅随意限制公民自由出境的权利，还有其它的自由权利，它都可以随意剥夺，严重的甚至可以剥夺你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在文明世界，包括文明国家，为什么要跟极权对抗和反抗极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个极权政体下老百姓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