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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企业裁员不止13%,甚至可能高达40%—50%!”硅谷投资人Elad Gil在5月9日发推预测了未来的企业动向。马斯克跑评论区补了一刀:“我希望你是错的,但我怀疑你是对的。”
确实,现在去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只要这个人不是体制内,没有一个人敢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工作到60岁退休,这就是现实。去年至今短短几个月,裁员风暴已经从科技领域吹到金融圈、零售、汽车等行业,寒气已经覆盖了字节跳动、美团、京东、百度、微博、B站等大厂。
阿里云更是频频被推上舆论浪尖,5月23日,社交媒体传出“阿里、淘天裁员25%”,据说将影响约7%的员工。
这一切都预示着煤矿中的金丝雀——危险的先兆即将到来。而在这些风暴之下,最惨的一定是中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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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产,比无产阶级还焦虑
什么是中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解释过,大致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有一定的职业能力和消费能力、有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社会地位、接近中产最低收入水平,有焦虑又有欲望的群体。
从社会角度讲,中产阶级是介于顶层和底层之间的缓冲,当他们成为社会主体时,底层的矛盾会自然而然的弱化,毕竟老百姓吃不饱饭才会想造反嘛。
从政治角度讲,中产阶级代表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
从经济学角度讲,中产阶级是带动消费增长的重要群体,穷人消费能力有限,富人的消费其实也有天花板,买到一定程度也就到头了,更多的钱用去投资钱生钱了,因此,带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基本靠中产阶级。
相比成熟的发达国家,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正在迅速增长,但他们也是中国最脆弱的阶级:学历贬值、通货膨胀、房价疯涨、金融危机、民粹主义……很多因素都在威胁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
肖恩·赖因在《廉价中国的终结》一书也曾说过:“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产阶层不高兴,他们是全世界最悲观的一群中产。”
特别是在经济萧条中,当大众想把“社会稳定器”这项任务压在他们肩上时,他们被迫在通胀、房产、教育、医疗四条跑道上亡命狂奔,焦虑与恐惧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相反,处于社会两端的底层劳工和高净值人群反而更加淡定。
因为底层劳工每天一直忙忙碌碌干活,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和这个认知条件去焦虑,也没有多少可失去的值得焦虑。
比如外卖小哥,一天到晚为了生存争分夺秒跑订单,超过一个月后的事都没空去思考,更别说对未来的思考了,而且想了也没用。
而高净值人群,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但他们是有能力对这些社会风险做对冲的,因为他们在全球做了资产配置和户籍安排,有多样化的生存手段,家庭和个人对社会风险的敞口也不大,即使受影响也不会伤及生存根本。
只有中产阶层,是最焦虑、最迷茫、最危险的。
宏观层面,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经济滞涨让中产的机会越来越少。
微观层面,降薪裁员,创业艰难,投资亏损让中产的荷包越来越瘪。
开支层面,房贷压力,孩子压力,通胀压力等与日俱增。
2
中产阶层,其实是中等危险阶层
在吕著中国通史中是这样形容中产的:“所谓中产,如技术、管理人员,是依附大资本家而得以自存。他的生活方式,虽然和上层阶级相近,但是他的经济地位的危险,实在和普通劳工无异。既然没有上升的希望,就有坠落的危险。所以所谓中间者,实在不能成为阶级。”
简单翻译就是——新中产等于普通劳工。
因此我们会看到,在中国薄薄一层的中产阶层里,随处可见一张张闷闷不乐的脸。
他们放下了对香奈儿、LV的执念,让中国个人奢侈品市场结束5年增长牛市,从2022年开始下滑。从各处节省或者回笼的资金被他们存进银行,于是,2022年全国住户存款增加17.86万亿。
这群占社会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家庭,有那么一点点钱,每天却围绕着这么一点点钱担惊受怕,疲于破解着种种生活困境。
加上大部分中产是在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下“突然中产”,如今随着大疫三年企业艰难、经济转型楼市停滞、增量萎靡超额难觅。
从职业规划、到房产安排、到基金配置,那叫一个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中年就业危机
这一届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40—50岁,在这个一切皆可“卷”的时代,大部分中产都会面临提拔嫌老、退休还早,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中年危机。
然而,疫情三年加上如今开始加快的各类资本、平台治理,房地产周期历史性调整转型,反贪腐、反内卷等各项整顿,步入中年的这批中产阶层已经面临着巨大的职业转型危机。
最重要的是,AI科技数字化浪潮日新月异,创新群体越来越年轻,很多中产阶掌握的技能在科技更新浪潮中被边缘、被遗弃,一部分中产阶级甚至从“脑力工作者”沦为“普通技工”。
当行情好的时候,网络上高喊中产牛逼。抓住3.5亿中产,等于抓住大未来。当行情不好的时候,所谓的中产在裁员面前又不堪一击。
近期很多人讨论的一个例子就很典型:杭州阿里一个40岁老P8,本来是业务骨干,绩效也还不错,本以为还能再安稳干个5年,正好两套房的房贷可以还完,手里还能剩不少现金养老,但突如其来的裁员把一切计划全部打乱。
富裕的时候没有雨露均沾,爆雷的时刻却要一视同仁。昨天世界五百强,今天坑你没商量。
2/ 家庭资产负债危机
前10年,我们或多或少听过几个中产人财富自由的故事。
而现在,我们听到的都是高额房贷、高额子女教育的事故。
一开始,凭借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快速的城市化以及稳步上涨的房产价格,中产阶层的工资收入和财富市值在几十年间翻了好几倍。
然而,这些中产阶级财富总量膨胀的同时,资产负债表也越来越脆弱,很多所谓的财富不过是账面幻觉、货币幻觉。(可点击查看我上周讲解通胀的推文了解详情)
尤其是近几年,他们加杠杆的力度和速度超前,资产负债堆砌更加显化,成为了时代的“三奴”:掏空所有财力凑够首付买房,成为“房奴”;贷款买车,又要还贷又要养车,成为“车奴”;生了孩子,更是被“深度套牢”沦落成“孩奴”。
特别是在经济好的年份,中产很容易错误预估未来收入走势,把行业和时代暂时的红利当成自身能力,盲目在房产上加杠杆。
1000万总价的房子,贷款如果超过600万,月供3w,基本可以算作高风险杠杆。一个三口之家,一旦夫妻双方一人失业,单靠一人工资负担3w每月的月供,很容易快速耗光积蓄,导致断供。
所以说,很多中产阶级看似体面的生活,其实都在“负”债前行。
更可怕的是,当下全球进入滞涨时代,所有东西都在猛涨,就是收入不涨甚至陷入倒退。负债节节攀升,财富增长却不断趋缓。入不敷出,已经成为很多中产的常态。
这种时候,一旦资产价格下跌(例如房价),他们的损失就是不计其数的。(详见《房屋“过剩”时代,买房成了最快的“破产”方式》)
3/ 存款现金流断裂风险
中产现金流主要就是工资,资产配置就是基金、股票、房产等。
以前大环境好的时候,失业风险不大,重要的是房地产价格坚挺,资产变现能力强,家里有需要用钱的变卖房产就能救急,很少发生现金流危机。
但现在不一样,除了疫情、资本治理、房地产整顿等带来的工资收入下降和失业,作为中产最后一道财务护城河——房产也基本干涸,成了“纸牌屋”,甚至还会反过来因还房贷消耗现金流。
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子女教育的费用,老人赡养,自身日常吃穿用度、各种医疗开销,每个问题都在挑动着中产者的神经,他们手中真正可供中产驱使的财富少之又少,更不用说面对生活中不可预知的变故,根本不敢休息、更不敢生病。
电影《双城记》中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
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中产者的心境: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
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工作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严重的心理枯竭,自我期许与竞争意识到头来反刃自伤。
经济的高速增长、财富的累积造就了一个庞大却脆弱的中国中产群体,也留下了一系列未来得及消化的时代困惑。
3
拯救中产刻不容缓
著名作家钟二毛表示:“中国的中产阶级硬件达到了欧美中产的标准,但不能说中产,我把他们叫‘小中产’。”
他们曾无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奋斗能带来成功;
他们强调法制化,需要权益与尊严得到保障;
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生活质量,强调教育质量与公平。
但是,目前的形势,正在逐一否定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之所以没有安全感与幸福感,归根结底源于社会的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政策的不连贯性。比如股市熔断机制,有钱都变成没钱。还有延长退休、关于养老的担忧等。
要知道,中产阶级是否能成为社会中流砥柱,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稳定,是时候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的挑战了。特别是政策上,要给到中产阶级希望和曙光:
1/ 改善公共服务供给
中产阶层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对医疗健康的焦虑、对养老的焦虑等,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对教育、医疗、养老的需求在不断升级,但相应的供给却跟不上。
缩小供需缺口,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增加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的供给,为中产阶级提供稳定的预期。
2/ 提高就业质量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中产阶层最重要的收入源泉。
面对高科技的广泛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所导致的就业前景不确定,中央应该把“稳就业”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采取多种措施。
特别是做好培训,提高职工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在互联网、金融资本、房地产三大泡沫之下,造就了人才泡沫。
特别是受“重学历、轻技能”的传统观念影响,大学本科、研究生等毕业后都想去当办公室白领、企业经理等脑类工作,于是看起来工作越来越难找。
殊不知,各个餐厅机构都缺人,一个资深销售、营业员工已经到了1-2万工资,就是因为愿意从事动手技术工种的人才人越来越少,人才错配与迭代夹击。
所以说,中国的技术技能人才培育制度仍需一体化设计和深化落地。
3/ 促进社会流动性
阶层固化是造成社会结构刚性和脆弱化的重要因素。
一个可以阶层间流动,越来越多年轻人有希望加入中产阶层的社会结构,才是充满韧性的。
如果中产阶层都能向上流动,那是极好的。但现实却是下一层要上到上一层很困难,但上一层要滑到下一层却很容易。尤其表现在官场上、事业单位中。
只有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向下流动的可能性,才能有效缓解中产阶层的焦虑。
当然,在不可逆的大势面前,中产阶层自身也要放平心态,学会看清本质,规避陷阱,时刻关注世界潮流涌动的趋势,不能只顾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涌现的亿万中产,是中国最宝贵的“社会财富”。
如今,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风险日益复杂,共识达成和制度变迁的成本日益高昂,为避免民粹主义乘机露头,我们必须让理性、温和的中产阶层成为社会转型的中坚力量,这对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保中产阶层就是在保中国的城市化,就是在保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在保中国社会的稳定。
中产阶层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维护好这个阶层的信心和希望,就是维护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的基本盘。
只有中产阶级崛起了,我们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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