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帖：吴谢宇的悲剧，真的不可避免吗？

“这好像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悲剧。”

在三联生活周刊那篇《吴谢宇弑母案：最后的悲剧发生之前》底下，有这么一条高赞留言。这想必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这一人伦惨剧有着深远的社会和家族背景，因而最终走到这一步绝非偶然，换言之，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就因为它不可避免。

真的是这样吗？那为什么这个家族里的其他人的人生道路不一样？当我们回顾悲剧时，似乎觉得这些前因都早有铺垫，但这些与弑母之间究竟构成多强的因果关系？

更进一步说，如果这些因素对个人的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吴谢宇的弑母之举多少有几分像是“必然”的，这就减轻了他的罪责，因为只有肯定他有自由意志，他才是真正有罪的——他本来可以不必这么做，但他还是做了。

因此，在我看来，这一悲剧真正可悲之处，在于它在悲剧发生之前，虽然也曾有过其它可能，但一次次被忽视或放弃，最终没能阻止它发生。

毫无疑问，作为悲剧中的主角和受害者，谢天琴的命运是离奇和悲惨的：她一生敏感、自尊、内敛，最终却被深爱的独子杀死。不说别的，以她一贯不近外人的洁身自好，身后这一“家丑”却闹得天下皆知，仅此恐怕就足够让她的在天之灵痛苦的了。

几乎所有人都提到她身上的所谓“洁癖”，却都说不清那是为什么。这很可能是理解其人格的一把关键钥匙，而绝非只是一种特殊的个人卫生习惯。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其缺乏安全感的控制欲使然，因为对她来说，只有关起门来，将危险隔绝在外，让一切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秩序感。

在我们的社会，这是一种普遍的执念，只不过她表现得更极端一点。三联的报道中提到，“她自己的成长经历里，父亲作为右派以致眼盲的事实，使她对周围人有着高度的警惕，防御心很强”，甚至在补发多年工资时，姐弟俩都回避不去领取，“可能家庭过去的经历，让他们认为，与外人打交道，最后都是不好的结果”。

很有可能，不安全的处境让她不信任小家庭之外的任何人，亲子纽带的极其强固与她对外部的疏离，正是一体两面。这种自我封闭的倾向，和她高度自尊、绝不开口求人的个性也很契合，因为一旦有求于人，就无法自给自足了。

心理学家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曾精要地总结了这一类“囤积取向”的人：

他们的最高价值是秩序和安全。……与他人关系的亲密是一种威胁，而对他人的疏远或占有，则意味着安全。……囤积关系意味着对他人的疏远。它不是以从一个外在源泉那里期待或获得一切好处为基础的，而是以期待通过不浪费和囤积而占有事物为基础的，与外在世界的任何亲密都是对这种自给自足体系的威胁。对囤积性格的人来说，如果他感到外部世界的威胁时，他就力图通过撤回或破坏来解决与他人的关系问题。

在这种人眼里，外部世界充满着不可测的危险，因而家庭就是其防守严密的最后堡垒。可想而知，谢天琴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生活的秩序感，选择了坚壁清野，这固然是向内封闭，但至少在她本人看来，也不失为一种有尊严的坚守。

不管怎样，这套生活逻辑是自洽的，在中国这个推崇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还尤为盛行。传统戏剧中最常见的母题之一，就是贞洁、自尊的寡母以严格的家教，促使独子最终科举高中。实际上，如果不是最终的不幸结局，谢天琴也已无限接近于此，恐怕她至死都没明白哪里出了问题——是啊，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我想，问题可能恰恰是谢天琴太想做到极致了。她痛苦的家庭环境、个性和职业（教师也更注重秩序感）相互强化，让她认定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而任何偏离都是不能容忍的，也就没有为“犯错”留下什么余地。她人生中的每一段经历，似乎都强化了她原有的倾向，而不是对冲、扭转、缓和她的执念。

她始终未能调整过来的是，对自己和对家庭是不一样的，毕竟你还得照顾他人的感受。她以惨重的代价留下一个教训：安全感、秩序感不应通过自我压抑来获得，即便你自己很习惯，但孩子却是另一个人，其结果，看似极度安全可控之中，可能潜藏着颠覆性的危险，最终出现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

本来，任何家长都不完美，在每个孩子的长大过程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也有家长有意无意中做对了的地方，这些做对了的会保护帮助孩子克服那些成长中错误的影响。

然而，吴谢宇的成长环境可能相当单一，父亲原本就存在感偏低，又早早离世，失去这一支点后，这更助长了孤儿寡母那种特别封闭的倾向，相当于杜绝了引入外部影响来中和、缓解某些错误影响的可能性。

与外部疏离的封闭倾向，往往伴随着恐惧和无力感，而正如弗洛姆指出的，“如果父母在社会生活中均感到软弱无力，他们就会期望在控制孩子中获得满足”。

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这太普遍了。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让我印象颇深的就是人际关系的粘缠：王响夫妇对儿子王阳、沈栋梁对养女沈墨、沈墨对王阳，尽管做法不一，但其实都在说着同样令人窒息的话：“我只有你了。我不能失去你。”

谢天琴对儿子很可能也是这样（尤其在丈夫去世之后），吴谢宇也确实是按妈妈理想中的样子成长起来的，然而，他的人生走向证明了这位母亲心中的理想是多么可怕的生活。她没料到的是，孩子会随着成长而不断改变，不可能一直处于她的绝对掌控之下，越到后来，她看到的就越是假象——吴谢宇知道妈妈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就假扮给她看。

吴谢宇在庭审中不止一次哭着说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然而，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重要的，可能并不是做个不犯错的完美父母，而是给孩子留下自己生长改变的弹性。父母留下的不完美烙印，孩子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会有各种际遇，只要有觉察调整的能力，就能自发应变。

在吴谢宇身上存在着一种惊人的反差：他有着很高的智商，但在面对实际生活时，其行为相当僵硬。有时候，在常人看来明明很简单的事，也有着各种可能，但他却卡在那儿，一副无路可走的样子。

大学里，他的同学出国交换一学期，大家在谈论留学要多少钱，这原本再平常不过，但他似乎从没想过，考高分此时突然变得没什么用了，他顿时不知所措。经济问题会给留学之路造成一些障碍，但他平时既很少与人交流，家里又习惯从不求人，极有可能就把这点障碍看作是不可逾越的了。

有朋友和我讨论起此事，她敏感地意识到，吴谢宇狭隘的生活可能极大地影响了他的选择和行动：

他由于之前除了学习什么都没处理过，所以对世界的感知非常不真切，应对方法也不正常，多半也在内心夸大了很多事情的解决难度。后来他自己出去混社会了几年，大概发现人世间好多事情都是可以想一些办法来大致不完美地解决的，根本没必要走极端。而以前他只通过电影和小说了解世界，没有真正的生活技能，不会主动地解决问题，不能接受部分地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他是在一个非黑即白的僵硬框架里看待现实的：不是完美就是毁灭，要么全有要么全无（all or nothing），因为在他眼里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像三联的报道中说的，“对于只觉得考第一名才有意义的吴谢宇来说，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可能就意味着完全的失败。”

人类学者项飙曾说，“唯一正确性”这种单一选择，实际上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当然，他所说的“残忍”，是指对人生可能性所施加的限制，但吴谢宇则真正实践了“残忍”。

不管他母亲的家教如何，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最终的弑母之举是他单方面作出的决定。虽然他一再宣称那是“帮助妈妈解脱痛苦”，也就是把自利说成了利他，但从他弑母前后的行为来看，他其实是把弑母当成了摆脱自己困境的唯一出路。

问题是，他在此后自己生活多年才迟迟意识到，那既不是唯一出路，更不是最好的办法。他原本不必杀害母亲，选择毁灭。

本来，人生数十年，难免遇到一些波折和困苦，但这既非不可避免，也非无法克服，人是活的，只要灵活调整、改变自我，总能找到另一些办法活下去。

尤其是，不要期望总是完美，吴谢宇弑母案以骇人的惨烈证明，这会助长极端的倾向，极大地限制自己的选择，当所有可能性都被一一排除、堵死，剩下的竟是一个最不可能的非理性选项。

生活是开放的，剧本可以重写，在任何一个人生节点，每个人都有选择，结局仍然未知。回头来看，这对母子的命运走向原本可能不一样吗？

也许最好的选择，是谢天琴一开始就不结婚。她的孤高、自闭倾向，不管怎样也只是她的个性，无可厚非，她早年立志不嫁，认为自己不适合婚姻生活，其实是对自己有清醒认知的，要不是被父亲以绝食相逼而不得不成婚，她一个人可以过得更好。

吴谢宇接受了比父母更好的教育，原本可以有更开阔的生活，在自己身上克服家庭的影响，然而，他没能做到。在这一点上，分析其家庭影响固然重要，但他本人毫无疑问都不能免责。

也就是说，对这些悲剧的当事人，我们需要的是“理解但不认同”：理解你们的处境，但不认为你们只能这样。然而，我也清楚，这常常会被曲解为苛责，在我看来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积极愿景，在身处其中的人看来却极有可能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拥抱自己所知的唯一方式，因为那才是其生活的根基。

要他们改变，可能就像要了他们的命。吴谢宇的一审辩护冯律师发现，这位被告口才极佳，记忆力惊人，但他就是不能谈论自己。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一个人不能分离出审视自我的目光，将自我看作一个可以客观分析评判的对象，那也就谈不上有意识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改变认知如此重要：并不是有了更多可能，才能改变自己，而是相反，只有改变自己，才能让我们看到生活还有其它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