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勒梅特（Frédéric Lemaître）周二在他的专栏中指出，在中国，成问题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国好几个省市的财政困难正在重新引发人们对公共债务的规模到底有多大的担忧。
勒梅特首先指出，在中国，当习近平前往某一个地方去看看的时候，媒体的用词都是主席去某地视察了，而不是去某地访问了。而且，当习近平视察的时候，他挂在嘴边的话始终如一，这就是：要加快现代化建设。目前，有两个省份刚刚受到了警告：一个是北京周边地区的河北省，另一个是习近平5月中旬视察的陕西省。这些地方的领导人如果还想有升职的机会的话，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
勒梅特表示，中国做法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拥有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中国是巴黎艾菲尔铁塔的建造者古斯塔夫·埃菲尔后继者的天堂。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如果说，在美国，让人担忧的是巨额的联邦债务的话，那么在中国，让人担忧的则是地方债务，有三个地方都刚刚因债务敲响了警钟。5月26日星期五，武汉市在当地的地方性报纸上公布了一份包含有259家企业的名单，其中既有私营企业也有国有企业，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欠武汉市的钱。武汉市是扭着这些企业的耳朵要它们偿还债务。这些企业欠债的总额达到了3亿元人民币。武汉市在报纸上要求这些企业“立即履行还款义务”。早在2月份，可能是为了省钱吧，武汉当局已经试图减少返还给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并引发退休人员两次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这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
在武汉市公布欠款的企业名单前几天，云南省会昆明因无法按期偿还两笔合计1.58亿欧元的贷款而令投资者担忧。4月份，则是贵州在向北京求助。最近几年，贫穷的山区省份--贵州为了让自己不再封闭而建造了几座壮观的桥梁和高架桥，可今天，它却无力偿还估价为1580亿欧元的债务。
9.2万亿欧元的隐性债务
勒梅特指出，中国各省面临的一个真正的困境是：一方面，他们被要求无节制的投资，另一方面，它们的借贷能力是有限的且是由北京当局来设定的。为了规避困难，他们创建了地方政府融资工具（LGFV）。它们通过这个工具在金融市场上获得的贷款不会记录在公共账户中。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这种“隐性债务”让北京担忧，北京当局在2017年时就承认了这一现象。现在在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地方政府融资工具。2018年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就不再系统性地对它们进行统计了，可能是为了不必合并它们，也不承认是自己的债务。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年估计，这些隐性债务的总额达到70.4万亿元人民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认为，这些隐性债务的金额在2027年之前可能会翻一番。根据投资银行高盛，如果把隐性债务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的公共债务将是23万亿美元，是其GDP的126%，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77%...
中国没有破产。北京或广东等最富裕的省市声称，自己在2022年以来没有隐性债务。但其他地方的情况就复杂了。那些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正在与国有银行进行谈判，以重新安排它们的债务到期日。
然而，在实施新冠清零政策的三年中，经济增长的放缓、房地产的放缓、对经济活动提供的支持以及卫生政策，这些都对公共财政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国家已经说了并一再重申，国家是不会帮助地方政府的，但投资者们根本不相信。可以肯定的是，许多省份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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