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而鸣？习近平，听到了丧钟的响声

2023年6月24日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条街道上，瓦格纳集团军成员守卫一个区域

江枫评论文章：在俄乌战争进行到将近500天的时候，战场的压力和战局的无望最终转为一场兵变。这就是上周末发生的瓦格纳兵变。虽然这场兵变持续不到24小时就被瓦解，但是兵锋所向逼近了莫斯科，也穿透了普京的神话和铠甲。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普京政权的虚弱和战争终局的到来，在国际社会齐聚伦敦商讨乌克兰战后重建之后，国际媒体和观察家们都开始讨论普京的命运。

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北京，瓦格纳未遂兵变的冲击同样巨大和深远。对于存在着“无上限、背靠背”的特殊伙伴关系的中俄共同体来说，瓦格纳兵变对中国政治的间接冲击可能不亚于普京政权，而且形势之严峻远超外界估计，不止是所谓“不确定的一刻”。如果说北京政权源自105年前冬宫外的一声炮响，那么6月24日的兵变几乎重演了1917年革命的序幕，或许敲响了欧亚威权体制的丧钟。

反西方意识下，中俄越走越近

因为，对北京来说，过去十余年以来，特别是俄乌战争以来，中俄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堪比1950年代中苏同盟的特殊伙伴关系，这一没有公开结盟却胜似结盟的关系，其基础不仅在于欧亚大陆的共同地缘安全需要，或者两国极其相似的威权制度，更在于俄中双方分别从2007和2008年以来逐渐形成并且强化的反美反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一反美反西方观念的意识形态化推动着中俄在战略和外交各方面越走越近，也推动着双方在威权体制、政治右翼化、民族主义极端化等政治转型的趋同，以及在联合国和地区政治方面趋向联盟化，尽管这种联盟是不成文的、高度个人化的，却是中俄在全球地缘政治推动建立反民主的强人政治联盟、极右翼政治联盟以及威权阵营的核心。

然而，反美反西方意识形态作为中俄真正纽带的根源，并非两国在民族主义层次上的简单需要、或者这种互为表里的话语本身。中俄建构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和现实联盟政治、甚至包括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深层心理动机，都源于各自对政权被颠覆的担忧。普京或许更沉溺在苏联社会帝国不复存在的怀旧中，那是一种对历史性政权被颠覆的怨恨，而中国人却把苏联解体的教训直接归咎于美国和西方模式的普世主义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威胁，即从1985到1991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到2004和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这是中国从2004年开始维稳体制、从2011年开始肃清公民社会、2012年起逐渐消灭所有党内民主和竞争派系、建立高度个人威权的新举国体制的心理根源——对美国和西方民主世界的恐惧。

中俄都视乌克兰关乎自身威权统治合法性

中俄两国的反美主义，虽然略有差别，一个出于怨恨，一个出于恐惧，但是无论怎样强调和重复都不过分，因为他们都共同地把乌克兰跟各自威权统治的合法性相联。他们从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角度都高度重视乌克兰对于俄中现政权的联系和重要性，无论从苏联帝国遗产还是西方威胁前沿（即颜色革命和北约东扩）的角度。如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不久前的惊人之语暴露的中国高层心理，即否定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主权，为了自身政权的安全可以无视现有国际秩序和准则，并且采取沙文主义的冒险行动。

这是俄乌战争的根源，也是中俄联盟的共同策略。以至于，中国举办的两次奥运会，即2008年夏奥会和2022年冬奥会都成为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掩护；以至于当这场“特别军事行动”遭遇军事失利、陷入持久战泥沼之后，作为“策应方”的中国一再受到战事的冲击，对中俄关系、也对中国内部政治构成现实的威胁。几乎每个在北京政治漩涡中的人物都能深刻感受到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领导层一而再、再而三的慌乱和恐惧。

俄军失利撼动中国领导层

首先，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无论其混合战争样式的失败还是指挥体系与苏式装备面对乌军北约化武器和战争体系的明显差距，从容易殉爆的T72系列坦克到缺乏精确制导弹药的俄空天军，从严重依赖铁路的后勤体系到从上而下僵化的指挥参谋体系，俄军的惨败正在成为模仿俄式陆军和空军体系的中国军队的梦魇，其震动不亚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给中国军队的震撼。

其次，在坚定援助乌克兰抗俄的进程中，欧美形成空前的团结，并且重组印太地区政治联盟和战略结构，特别以不久前的广岛G7峰会为代表，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孤立和威胁，美中关系回到了50年前冷战高潮期的冷淡和摩擦，只保留最低限度的交流，中国与美国、与印太诸大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已经丧失。在国际社会控制俄乌战争烈度的同时，中国和西太地区俨然成为全球安全局势的核心焦点，中国因此沦为俄乌战争最大的地缘政治牺牲者。

最后，瓦格纳兵变在乌克兰发动反攻、俄军步步退缩的背景下发生，不仅从军事上吹响了战争结束的号角，而且提醒中国领导层一个残酷的事实：尽管党内、军内、社会都不再有公开的反对者或者竞争者，但是那些表面忠诚的寡头们却可能在逆风条件下公然以野心家面目示人，寻找并且利用领袖的弱点、抢夺政权。也就是说，中国领导层担心的不再只有所谓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式的人物，还有所有身边貌似忠诚的心腹重臣，如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对他们来说，所有人都可能是暂未暴露的两面人或者潜在的叛徒。这才是当下个人威权体制最大的威胁。

也因此，这场短暂的未遂政变触发了北京的历史梦魇，那是文革前林彪的一次著名讲话，提醒党内干部党内最大的危险是“苦迭打”，即政变的危险。当然，林彪最后也不得不因为政变的嫌疑被迫出逃，将毛体制的弱点和性质充分暴露。理论上，实践中，但凡这种政权性质的暴露，都不可避免地触发政治危机，不仅激励无数野心家的现身，也一夜之间改变精英和民众的立场。中国政权的上一次性质暴露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那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人民军队会开枪。连同稍后1991年苏联的“819政变”，共产体制再也难以继续下去。

所以，当统治集团以防范颜色革命的借口消灭了所有党内外的竞争者和公民社会之后，唯一的颠覆性威胁只能来自权力核心内部，一如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津以及他在俄罗斯寡头集团中的隐秘支持者所显示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一直抱有政变恐惧的中国领导层来说，瓦格纳兵变不仅再次暴露个人威权体制的失灵，而且直接否定了中国过去十余年镇压和集权的路线，证明它们是根本无效和错误的。这或许才是中国的统治精英们都看到却无法言说，也是最为恐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