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三件大事决定普京命运

亲中共媒体香港01报道：瓦格纳叛变尽管以失败告终，留下“一日未遂兵变”的标签，惊险万分的俄罗斯局势得以缓和，但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为普京政府和俄罗斯社会敲响了危险的警钟。

应该看到的是，尽管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是错误的，但绝不意味着瓦格纳叛变是对的。“一日未遂兵变”当事人普里戈任本就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他领导的瓦格纳僱佣兵又是一支备受诟病的私兵，给外界留下“招募前服刑犯”、“干髒活”的印象。如果6月24日瓦格纳叛军真的进攻莫斯科，势必使俄罗斯陷入血腥内战。这不仅对于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发展是一场灾难，而且很可能将整个环俄罗斯周边的区域（比如中亚）拖入险境，核武器、恐怖主义的扩散风险将大幅增加。

现如今，随着瓦格纳叛变的平息，对于普京的命运，舆论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瓦格纳叛变是普京政府步入险境的开始，不久的将来，俄罗斯有可能进入后普京时代。另一种观点认为，普京政府已经转危为安，普京会以瓦格纳叛变为契机解决俄罗斯政权和军队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进而可以强化既有统治秩序。

未来是难以预测的，尤其是存在诸多複杂变量的国家大事。谁都不知道未来是否会发生黑天鹅，正如多数人在此之前都不可能预测到瓦格纳叛变的发生和戏剧性收场。目前能够确定的是，瓦格纳叛变将俄罗斯长期存在的危机和矛盾暴露无遗，普京政府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但究竟瓦格纳叛变是否构成普京和俄罗斯命运的拐点，在根本上取决于危机和矛盾暴露后普京政府的应对。可以说，未来的普京政府究竟是不断趋于险境还是化险为夷，以下三件大事的应对将会是决定性因素。

第一，普京政府能否有效降低瓦格纳叛变的负面影响，抓住宝贵时间窗口调整政策。

图为2023年6月24日，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首脑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离开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n）时，与民众握手道别。（Reuters）

24日瓦格纳叛军突然发难那一刻，给俄罗斯政府造成的被动和差点酿成的内战，是对普京强人形象的极大伤害。普里戈任本是普京的亲信和『御厨』，他的崛起全赖于普京的扶持，但他竟在前线战争吃紧的时刻突然倒戈，这无疑会加剧日后俄罗斯政治的猜忌。普里戈任对于俄罗斯政治腐败的指控和对于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质疑，同样会造成思想混乱和人心不稳。在瓦格纳叛军攻佔俄罗斯南部军区司令部和进逼莫斯科的过程中，竟然从始至终未有遭到有效的反抗，更加说明统治基础的不牢固。

与瓦格纳叛变背景比较相似的是中国隋朝末年杨玄感起兵。当年隋朝开国功臣苏威便曾针对杨玄感起兵作出精准预言：“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成乱阶耳。”这说明该忧虑的不是杨玄感，而是杨玄感起兵的危险信号。同样道理，今天俄罗斯该忧虑的不是普里戈任，而是普里戈任叛变造成的后续影响。

此时此刻，摆在普京政府面前的艰钜挑战包括但不限于：怎样有效降低瓦格纳叛变的衝击，怎样有效消除私兵（包括瓦格纳武装力量）的负面影响，怎样防止普里戈任和瓦格纳叛军改变俄罗斯政治规则，怎样以恰当方式及早结束乌克兰战争。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在经历过民主化的俄罗斯，竟然还能发生前现代国家才会出现的私兵叛变，是对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极大警醒。军队是国家公器，任何时候都应遵守法律和服从人民监督下的政府，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依归，岂可拥兵自重，异化为军事寡头。在现代社会，国家政权的更替应该依照法律，以人民认可的程序和平有序进行，绝不可被军事力量裹挟。瓦格纳叛变的发生警醒俄罗斯绝不可陷入迷信武力和强者的慕强逻辑，绝不能让军队异化为主导国家命运和政权更替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政府是否应该获得支持，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应该取决于是否遵守法律和人民认可的程序，是否有效增加人民的福祉，而不是慕强逻辑。

北魏末年的中国，后来成为一代枭雄的北齐王朝奠基人高欢，曾眼见部队官兵焚烧大臣张彝的住宅，而朝廷未能妥善处置，于是发出惊人的预言：“为政如此，事可知矣。”今天俄罗斯面临的情况虽然明显比北魏末年的中国乐观，但风险不能排除，尤其要防止瓦格纳叛变的连锁反应，否则当年高欢的惊人预言将可能成真。

乌克兰战争对于俄罗斯国家实力和形象的伤害是巨大的，若不能及早以合理方式结束，只会进一步将俄罗斯拖入泥潭，不断反噬俄罗斯的国运和人民利益，甚至危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古人早就说过：“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今天这样一个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题的时代，一个国家若不能建立以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共识，若迷信武力、滥用武力、透支国力，是悲哀的。

第二，普京政府要在合适时机，趁尚能控制局面时建立和平有序的政治继承製度。自1999年出任总理以来，普京累计担任总理、总统的时间已经超过23年。依据2021年新修订的宪法，普京最多可连任至2036年。尽管普京未必会真的争取连任到2036年，但已经掌权23年的他不能不及早建立稳定、和平有序、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政治继承製度。人类历史已经一再警示，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在任时间过长，哪怕他是一代明君，到了后期都会面临丧失控制力的险境。中国历史上一代明君李世民，创下称颂至今的贞观之治，但他的后期同样面临非常令人遗憾的渐不克终的困境。苏联的覆灭，同样与政治继承製度的失灵、僵化密不可分。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未来的稳定与进步取决于这样的后人：他们应该形成同样的信託责任意识，这样他们才能认识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威与权力就是一种对人民信任的背叛。如果我们执政期间保持警惕，就能确保权力交到具有基本优秀品质的继位者手上。如果抓住权力不放，在自己虚弱的时候就会有人从我们手中夺走权力，到时，在『谁是接任者』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没有发言权了。”对于经历过瓦格纳叛变的今天俄罗斯政治来说，李光耀的提醒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普京政府能否回归经济民生，健全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体系，实实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早就说过：“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人民是否满意，人民生活是否改善，才是政权最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源。不论多麽美好的政治理念，多麽振奋人心的宏大叙事，最终都要回到能否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民是否满意这一最朴素最根本政治评判标准之上。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可以说，上述三件事对于当下的普京十分重要，直接关係他和俄罗斯的命运。如果他能根据轻重缓急，妥善处理上述三件事，那麽他将度过困境，俄罗斯国运将不至于持续沉沦，反之，如果处理不当，那麽势必危机四伏，俄罗斯政局将风雨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