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民运”与新一代：八九后政治与行动观的迭代

“孤胆英雄的时代逐渐落幕，每个人都需要成为自己的英雄的时代，已经开启。”

——作者：DT君

2022年12月1日，前北京学运领袖王丹在日本东京出席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摄：Tomohiro Ohsumi/Getty Images（DT君，劳工权益与性别平等关注者）

这一轮台湾#MeToo持续未停。台湾网友李援军在“六四”纪念日前夕爆出王丹性骚扰，至今已一月有余。一边厢，越来越多刚开始参与公共讨论的年轻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批评王丹；另一边厢，是支持王丹、反对性骚扰指控的声音。例如，Twitter网友“官场观察工作室 昭明”就说王丹“性格孤傲”，不可能性侵别人，纯粹是“搞了六四大屠杀纪念馆”才被抹黑。赵常青在Twitter上对这条推文表示了赞同，并直接表示：针对王丹的性骚扰指控在“六四”纪念日前夕曝出，这背后有“北京的黑手”。

这种具有阴谋论气息的说法在支持王丹的声音中很有代表性：许多支持他的人，都使用了“中共的走狗”“收钱办事”，“性骚扰是小事、民主是大事”之类的说法。网上也存在另一种意见，如另一位民运人士胡平认为李援军所说就算真实发生过，也未必能构成对王丹的指控，或许这是男同性恋者之间的交往方式。不过，这种相对而言就事论事的态度，在其他王丹支持者中不甚多见。

然而，“六四”纪念馆的开幕，似乎也没有真的被王丹所在的筹备委员会当作“民主的大事”。在被迫关闭两年后，纪念馆于今年6月2日在纽约重新开放，当时王丹现身开幕会，并与支持者一起到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门口示威。但仅仅一天之后的6月3日下午，纪念馆却上了锁。几位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几番求证，才被纪念馆运营方告知：由于6月3日当日无人预约，所以纪念馆并不开放。在“六四”纪念日前一天，纪念馆却以“无人预约”为由，连值班人员都不设，让人扑空——这种组织工作的疏漏，或许并非王丹的许多支持者所描述的那么风光。

面对李援军的诉求和舆论场上的争议，王丹本人公开表现出来的态度一直在软化，没有因为支持他的言论而延续“指控者动机不纯”的说法；相反，他于6月7日称自己将“坦诚面对司法检视”，还称赞了#MeToo运动，说“这一次正好有机会借由我的个案，期待与能够理性讨论问题的社运团体及各界朋友交换意见，完整表达或修正我的立场”。之后几天他也多番发布反思言论。对于被称为“权势者”，王丹也从起初的不解、抵触，而后渐渐开始展现出接纳的姿态：“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起就与庞大的政权对抗，心中有某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因此有时候会不容易听进去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不代表其他人）应当反省的地方。”

或许从六四纪念馆的开放方式上，也已经可以看到海外民主运动组织工作的一个缩影：个别有名望的人士声音洪亮，但组织的实际执行力堪忧。王丹自称的“这一代人”，和年轻一代人，究竟有何不同？两代人的政治观正在进行何种迭代？组织方式又有什么变化？通过这一次MeToo，这些差异如何表现出来？

2023年6月4日，李援军在无党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陪同下指控王丹曾在美国对他性骚扰。摄：陈焯𪸩/端传媒

孤胆英雄何处来？

即便态度软化，王丹的措辞仍然显得有些“事不关己”，仿佛他只是一个旁观的、带点“可爱的老顽固”的研究者，而非风暴核心的当事人。不过，在概括其过往经历对自身的塑造时，他却相当坦率。他所指的“从年轻起就与庞大的政权对抗”的“我们这一代人”，正是政治启蒙发生在1980-1990年代、后投身在中国争取基本公民权的社会运动的民运人士。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这一代人”的群像，或许“孤胆英雄”相当合适。

这些对抗专制的孤胆英雄，产生于一种相当特殊的社会政治土壤之中。为了了解他们缘何对自己产生这样的认识，有必要回顾他们的来路，以及他们进行活动的方式。

王丹本人的经历颇有代表性。在恢复高考、思想禁锢大为放松的1980年代，王丹考上了中国顶尖的北京大学，组织校园民主沙龙，进而在1989年的学潮中异军突起，被认定为挑头闹事者；经历牢狱之灾后，他又继续通过上书、请愿等方式从事争取公民权的活动，直到流亡海外。

这些经历实际上也可以相当好地概括民运人士的来路。他们大多是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获得声望的、对中国共产党当局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对待异见相较毛泽东时代更宽容的时期，知识分子重新获得礼遇，他们自然因其大胆的言行而获得了一定的声望。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一些较为开明的领导人在当时也乐于同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打交道。

然而，尽管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重获礼遇，其它社会阶级的社会组织却经历了相当的波折。例如，工厂的民主化改革一度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希望之所在，但当工人民主开始挑战中共的一元领导地位时，职工代表大会就开始遭到系统性的冷遇。相比之下，异议知识分子像是仅存的硕果。尽管他们的活动往往不出谈话沙龙、公共写作等范围，但由于中共一向相当忌惮“错误思潮”的影响，谈话沙龙和公共写作的影响力也被放大了。

众所周知，从“错误思潮”小团体到足以实际威胁执政党地位的组织，再到政权发生动摇的局势，每一步的跨度都相当之大。可惜，对于与其它社会阶级的组织联动这件事，当时的知识分子团体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这在1989年5月的社会运动中表现得尤其鲜明：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高联”）对待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是不信任的。在1989年5月时，学生组织的绝食活动已经引发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广泛同情，“革命局势”似乎近在眼前，但大多数学生领袖却止步于孤立地代表学生说话。

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学生领袖似乎颇忌惮“学运”升级为中共当局所称的“动乱”，对于摩拳擦掌、将罢工提上议事日程的工人组织态度冷淡。如果学生领袖能够说服学生接触工人组织、渗透当时军心不稳的解放军，那么事情的走向可能会大为不同。由此观之，从这一代异议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命伊始，他们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声望就与其实际组织力量——自我孤立的学生组织——不匹配。

伴随着1989年民主运动遭到的镇压，这一代异议知识分子或者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或者直接流亡。这种遭遇十分令人同情，他们不改变自己观点的决心也十分值得敬佩。也可以说，经过这一时期的锤炼，这一代异议知识分子配得上“英雄”之号。然而，在经历过牢狱之灾后，“英雄们”喜爱公共表达多于组织工作的特征还是保留了下来，王丹本人即经常写作各种致中共当局的公开信，或者联合他人发布宣言。1993年第一次获释之后，他就发起公民上书运动，撰写公开信和大量文章，这成为他第二次被捕的主要“罪状”。但相比之下，资助政治犯家属等组织活动，则不论范围还是效果都值得商榷。

1989年5月27日，天安门广场民运领袖王丹在广场发表讲话。摄：Peter Turnley/Getty Images

革命不仅仅从沙龙开始

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政治环境之下，民运人士的喊话行动无疑是有效果的。当然，喊话的人本身缺少在中国境内进行组织工作的条件，因此也不能苛责这时的他们轻视组织工作。当时的政治环境让这类公共表达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了效果。公共表达虽然常常立刻为说话的人招来麻烦，却也能够引起一些听众的共鸣——中国社会向威权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发生了数不清的社会灾难，异议言论很容易找到听众。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处在“九龙治水”之下，即便能立即镇压说话的人，对于这类公共表达所造成的反响却也难以做到赶尽杀绝。更何况，这些异议人士当时还能够得到欧美国家的支持，通过“人质外交”在一定程度上达成诉求。因此，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这种“喊话-镇压-改善”的模式开始在社会运动中扎下根来。

对于政治生命开始得更晚的一代活动人士来说，这种模式仍然产生了影响。例如，在孙志刚遇害后的2003年，“公盟”创始者许志永、俞江、滕彪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博士上书”事件，就直接推动了饱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当然，“公盟”不可能全靠喊话的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相反，扎实的维权行动才是其取得一定成就的根本原因：例如，在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公盟“就为许多受害家庭提供了法律援助，并为其发声。相比之下，早已出走民运人士进行类似的、较为接地的活动已属困难。由此，他们真正成为了漂泊在外的孤胆英雄。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起，面对着党从内部四分五裂的危险，中共的组织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从“九龙治水”走向了“定于一尊”。自此，连这种喊话活动的空隙都开始日渐压缩，直到造就今日的反动局面。从民运人士的角度来说，这使得本已流亡海外的他们更难与国内的群众接触，因此影响海外华人（包括留学生在内）就成为了他们工作的实际重心。

不幸的是，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民运人士似乎仍执迷于发布宣言、筹办谈话沙龙、设立空头组织。不论如何，这本来就不太容易有效地汇集群众的组织力量。中国国内组织工作的困难，不能拿来为海外组织工作的粗疏辩护。另外，虽然这些行动对于海外华人仍有吸引力，但在中国国家力量日益强大的当下，其效果与1990-2000年代显然不再有任何可比性：随着中共当局的管控日益严厉，这类渗透性质的言论市场逐渐萎缩，受众局限于同王丹们年龄相近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国国内的抗议活动也因而与“海外民运人士”逐渐脱钩。最后，新的异议思潮在新的政治经济土壤中生长起来，青年一代异议分子已经不会全盘接受民运一代的叙事了。

2023年6月3日，89民运领袖王丹与其他参与者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游行抗议。摄：The Yomiuri Shimbun via AP/达志影像

不仅海外组织工作一贯粗疏，民运人士对待社会运动的看法也鲜有进步。以王丹个人来说，他在2023年春季应邀发表对“白纸运动”的看法时，仍然坚持自己2017年就提出的观点：“革命都是从沙龙开始。”这个观点是来自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提炼。

这种知识分子史观/英雄史观与事实相去甚远。就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法国在连年战争的消耗之下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困境，造成支配阶级同绝对主义君主制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穷困的劳动阶级日益严苛的生存状况；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开始，并非启蒙主义俱乐部向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宣扬激进思想，而是支配阶级向愤怒的群众求助，使得支配阶级与君主制的冲突再也不可能在旧的政治框架下解决。

沙龙从来都不是革命的开始，而至多是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的开始；并不是知识分子参与革命，革命才算作开始。孤胆英雄，是造就不了革命的。

厌女、缺乏来自“下层权力”的约束

但是，仅凭孤胆英雄们的社会起源，仍然解释不了他们与年轻一代活跃分子的互动方式。为什么年轻一代活跃分子，会觉得民运人士充满了“爹味”？对于各路民运人士就性骚扰指控给出的回应，为什么他们明显不买账？在“六四”纪念日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点，为什么他们会如此“不识大体”地纠缠不休？

当然，以民运人士的声望，年轻一代异议分子只要身在欧美国家，就很容易与他们接触。孤胆英雄们的阅历、胆识和言论，对于热情的年轻人永远充满着吸引力。但单靠英雄光环，也掩盖不了民运人士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工作原地踏步的事实。以王丹为代表的民运分子，如今大多与欧美国家的保守派势力（甚至是极右翼势力）打得火热，但对于经历过进步主义冲击的年轻一代来说，保守派不论是作风还是观点都并不讨喜。

首先，不论是否有性骚扰行为，如果年长的民运人士展现出有资历的长辈教训晚辈的态度，那么他们已经丢了分。例如，在今年的“六四”纪念集会上，当年轻人打出批评、讽刺王丹的标语时，他们便会受到年长者的言语攻击。再例如，Twitter网友“枪 击 落 日”在参加某地“六四”纪念集会后，表示自己作为女性很受冒犯，因为一名亲历者只谈在镇压中丧生的、受侮辱的男性，对于主办活动的女生还问出“你有了钱是会支持民运还是会买名牌”的问题。

2023年6月4日，台北中正纪念堂，六四34周年悼念晚会。摄：陈焯𪸩/端传媒

从这个意在挑衅的问题就不难看出，政治生命始于1980年代的民运人士，普遍性别意识较为匮乏。这种问题也延续到了他们稍年轻的后辈身上。这使得民运人士圈子中的厌女文化颇为厉害：能够公开发言的女性少而又少；女性的贡献不被承认；女性被系统性地视为需要被引导、启蒙的“甜蜜的负担”。在孤胆英雄已经占据了很多话语权的情况下，“英雄和他的妻子”的故事更挤走了女性的地位。上述亲历者的挑衅性问题，更预设了女性是软弱、拜金、不理智、没有正义感的，需要被男人所引导、启蒙。

除了性别意识，这还引出了一个更底层的问题：在民运人士的政治生命中，他们很少遇到来自下层的约束。这导致他们对于身为弱势性别的女性缺乏基本的认知，也导致他们对于性暴力缺乏基本的认知。缺乏底层约束造成的性骚扰和权力滥用，是跨越老一代活动人士政治立场而存在的——例如，就连抵制住了保守派诱惑而向进步主义靠拢的滕彪，也受到了这一轮#MeToo运动的冲击，被指曾经性侵未遂。

老一代活动人士往往专注于对抗国家机器的直接镇压，却忘记了来自下层的约束却只能通过民主的群众组织才能实现——前文已述，他们的政治生命中几乎没有后者的存在。相反，民运人士的知识分子起源，使得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的种种陋习——互相吹捧、崇拜权威、陈词滥调、顾影自怜——都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这使得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了民主运动中的“大佬”。

这种大佬文化对于社会运动颇有危害。王丹（包括为他辩护的胡平）由于性别意识的匮乏，并不认为对李援军的那些行为是性侵犯；相反，他还困惑自己为何成了“权势者”。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资历（不管这资历的来源有多么正义）使得他在特定的场域中有了很大的话语权，而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化权力者，必然被滥用。每当有男性活动人士被指控有性骚扰行为、或者被质疑有财务问题时，他们的朋友常常会作出袒护之举，反而指责指控者“不识大体”，甚至是“中共的阴谋行动”。在这种“大佬文化”的加持之下，这些活动人士过去总是能够避免被内部批评的命运。

可惜，肩负启蒙任务的大佬面对着迅速成长的年轻人，已经明显不灵了。当代的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已经不太容易被单一的权威所单方面说服。爹味教育者的姿态注定要碰壁。

实际上，女性在社会运动中经常表现得更加勇敢，也更有耐心、更为细致。不论是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还是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中，年轻女性常常是最早站出来与国家机器的代表对抗的人。前者有大量当事人的回忆为证，而对于后者，更有许多现场视频材料可以印证这一点。在“709”律师抓捕案之后，男性律师的妻子们在与中共掌控的国家机器周旋时所展现出的勇气、智慧和韧性，决不输于她们的丈夫。然而，由于男性的话语权一贯较大，一贯承担炫耀性、表演性的活动，这些功劳也常常被男性揽走，或者被视为次要的“后勤工作”。这些现实状况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进展，开始逐渐脱离“孤胆英雄”的叙事框架，而引起受过性别教育的年轻人的反弹。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人们聚集在一起守夜并举著白纸抗议政府防疫政策，同时纪念乌鲁木齐火灾中的遇难者。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迭代

从表面上来看，民运人士倒向右翼，而年轻一代活动分子受到进步主义及其衍生思潮的影响，两者间的冲突似乎是“主义的冲突”。这当然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主义的冲突”一定以具体的人、具体的利益冲突为载体，它从来不是一些抽象的名词互相撞来撞去。王丹性骚扰事件的发酵，暴露了以他为代表的民运分子同年轻一代活动分子之间一些难以弥合的利益分歧：

尽管都以“追求民主”概括自己的活动，但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活动者追求的“民主”却远非同一形式。对于前者来说，“孤胆英雄”叙事带来的、象征性的男性权威（以及伴随而来的某些物质利益）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是坚决要捍卫的东西。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民主”似乎更接近开明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专制，特别是有能力“对抗中共专制”的右翼精英的专制。然而，这种利益是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土壤的产物，随着这种社会政治土壤的消散，它将面对新的利益的冲击。

然而，对于年轻一代活动者来说，“民主”代表的是扁平化的、统合私人生活与公共表达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识大体”乃至“中共走狗”这类指控，对于他们是很难成立的，因为所谓的“民主事业”必须与日常生活中的正义统一起来才有意义，而不论民运人士的名声是好是坏，都与这个目的没有必然的关联。年轻一代活动者要捍卫的利益，已经逐渐远离精英小团体专制，而更紧密地联系到日常生活的正义。

为什么年轻一代活动者更加看重日常生活的正义？一个表层的回答是：被“左倾”思潮影响的人莫不如此。且不论是否年轻一代普遍“左倾”，这个回答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年轻一代活动者会乐于接受它的影响。

应该看到，年轻一代活动者面临的社会状况已经迥异于1980-1990年代。在这个时代，知识精英专制的物质基础已经难以存续：知识分子自身日益沦为脑力无产阶级，过去被其垄断的生产知识的权力逐渐瓦解；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讨论更容易变得扁平化；最根本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已经达到了平等地挤压大多数人的程度，仅仅凭借其“知识生产者”的属性，知识分子已经很难获得过去预期的社会地位。

生长于这种社会环境的活动者，尽管可能信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识形态，却都不可能再回到民运人士所习惯的那种“少数人喊话”的模式了。知识精英权力的瓦解使得“孤胆英雄”不再是“指路明灯”。扁平化的公共讨论放大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现象的情绪，特别是对于日益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现实的情绪。人人都能参与公共讨论，使得群众参与政治的门槛大大降低，政治斗争更深地扎根于日常生活。“民主”含义的转变是由此产生的。在此基础之上，女性主义的权力观念与父权制截然相反：它质疑男性的“识大体”背后隐藏的统治者利益，认为一贯被贬低的、“琐碎且无关紧要”的日常生活具有不亚于所谓“大体”的意义。年轻一代活动者已经开始接受这种女性主义的权力观念，对于他们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反抗各种权势者、重建正义，才更能体现他们的观念和利益。

这两种利益的冲突，究竟谁会取胜？这其实并不取决于谁对“民主”的字面理解更为准确（当然，后者显然更接近“民主”的公认含义），而是取决于谁能做好组织工作，动员不满的群众冲击无孔不入的国家机器、垄断资本和各种权势者的既得利益。孤胆英雄的时代逐渐落幕，而没有英雄——

或者说，每个人都需要成为自己的英雄——的时代，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