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中国青年就业难和消费低迷的罪魁祸首

8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决定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震惊世界，被认为是掩耳盗铃。中国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从2018年12月的10.1%攀升到2022年12月的16.7%。放弃新冠清零政策后，原本指望青年失业率会应声而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青年失业率屡创历史新高，2023年6月高达21.3%，北京大学学者张丹丹估算青年实际失业率甚至高达46.5%。7月份的失业率之高甚至吓得国家统计局不敢公布了。

同样，2022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月的121暴跌到11月的86；12月放弃清零政策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只略微反弹到2023年2、3月的95，然后回落到4月的87。应该是因为消费者指数太低，中国官方在5月开始也不敢公布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青年失业率与消费者信心指数一览表 （数据提供：易富贤）

计划生育是中国经济问题根源

1980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理由之一是人口增长“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其实恰恰是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导致了就业压力。有人口才有需求和消费，才有生产和服务，才能提供就业机会。我在2004年一篇9万多字的报告和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就指出，计划生育将长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短期因为儿童比例过低导致内需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远期导致劳动力不足和老人“额外”过剩。

居民消费通常占一个国家GDP的60%左右。在2011-2020年期间，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68%，印度占59%，除中国之外的中等收入国家作为整体占61%，但中国仅占37%。在2017-2021年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6.7%，但其居民消费仅占全球的11.5%。

中国的消费低迷，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比例。愿意为孩子花钱是父母的本能。从婴儿产品到玩具、教育，儿童的消费带动庞大产业链。儿童本身就是经济希望，提振消费信心，刺激投资。儿童比例低会导致消费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因此，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而15-64岁劳动力占比则相反。

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15-64岁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3-75%（国际社会为64-66%）；而劳动力“额外”过剩，又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0-14岁儿童占比从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所致。

在国际社会，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占GDP的60-70%，中国在1983年也占62%。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家庭的刚性需求，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政府扩大和贫富差别拉大。比如说，如果主流家庭有3个孩子，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以上才能养家糊口，否则老百姓会造反。如果主流家庭只有1个孩子，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0%就能满足一家三口的刚需。

资料照：北京天坛公园里的老年人和他们的独生子女的孙辈在锻炼身体。（2011年10月25日）

再怎么刺激消费，普通百姓就是买不起

1990年代胡鞍钢等人推出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导致中央财政挤压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挤压家庭。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家庭收入也在增长，民众也有获得感，但其增速低于GDP的增长，于是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不知不觉之中下降到现在的43%，中位数更是只有37%，财富不成比例地掌握在各级政府和富人手中。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新冠清零政策），富人的强购买力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但普通百姓连养一个孩子都困难，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

美中两国居民消费率对比 （数据来源：易富贤博士）

居民消费通常占可支配收入的85-90%，这一比例见于美国历年的纵向比较，也见于中国各省的横向比较。中国的家庭规模从1982年的4.4人缩小为2020年的2.6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62%下降到现在的43%，同期居民消费率也从53%降至38%。中国近年提出“双循环”理论，在刺激消费上锣鼓喧天，但消费就是起不来，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奶水不足，再怎么吸也没有用。

独生子女的家长担心养老，于是减少消费、存钱养老。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富人的储蓄率也居高不下。因此，在2005-2020期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高达47%，而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4%，美国只有18%。

与国内市场相比，中国有超过1亿的“过剩”劳动力。因此，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主要靠消费驱动，中国的经济更多依靠出口和对房地产及高铁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从2005年至2020年，中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4%，而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3%，美国只有21%。然而，过度投资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政府债务危机。

人人进高校 工作真难找

由于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8%，使得服务业只能提供48%的就业。但是独生子女父母望子成龙，又让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60%，相当于美国1987年、日本和德国2011年、法国2014年、英国2017年的水平，而当年这些国家的服务业提供了70-80%的就业。

高校毕业生主要不是从事农业、工业，而是第三产业。中国如此低的居民消费率，如此落后的服务业，如此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数从2000年的101万增加到2010年的614万、2020年的870万、2022年的1053万，今年更是超过1100万。

资料照：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2021年6月13日）

以前与美国产业链相关联的企业为中国大学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017年的22%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13%。欧盟等地由于经济减速和对中国的“去风险”，从中国的进口也减少。2023年1-7月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5%，其中7月份更是暴跌14.5%。中国政府对意识形态的管控也削弱了服务业。这些原因共同导致青年失业率飙升。

打个比喻，发达国家的房子，墙壁面积只占20%，房子空间占70%以上，居住舒服。而中国的房子，墙壁面积占52%，房子空间只占48%，住起来很憋屈；以前靠“租房”（出口）缓解了压力，现在人家不让“租房”了，于是大家都挤在狭窄的空间里。

中国当局担心的是青年高失业率会导致社会不稳，其实最大的危害是降低结婚率和生育率，对中国人口危机是雪上加霜。中国的青年人口本身在快速减少，绝大多数又进入大学，必将导致中国制造业衰退。（作者易富贤，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人口问题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2007年出版《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探究中国人口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