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记者辛苦耕耘六十年 一夜回到“毛时代”

林培瑞评论文章：在毛时代，西方记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一般都不能发自中国。他们身在海外，尤其在香港。工作方法主要是读北京发出来的官方报道的英文翻译，再加点自己的分析，很难深入，只能反映中共自己愿意说的政治表层。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匈牙利老传教士，拉达尼神父(Father Laszlo Ladany)。他中文好，头脑灵，能“倒着读”官方媒体，归纳出一些较深入的消息。比如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在合肥附近抢救13名煤矿工人”，拉达尼就知道在合肥附近大概发生过可怕的大规模矿山灾难。拉达尼从1953年到1982年出版定期刊物“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西方学者的情况与记者差不多，只能远距离看中国。我1966年春天在哈佛大学跟傅高义（Ezra Vogel）念了一门“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傅教授此前在香港访问过从中国大陆跑过来的难民，讲课的内容主要是从访问录抽出来的。这方法虽然不理想，可是比任何别的办法好。商人进不去中国，极少数的游客能进去，但只能看到被清理好的表面。欧洲外交官在北京有那么几个，美国没有。美国60年代派了三个人到月球，到中国是零。

毛死以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许多西方媒体派记者到北京。能报道的还是有限，但比以前深入一些，视野也比以前广阔多了。综合性的书开始出现。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中文名叫包德甫，出了他的“苦海余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杰伊·马修斯和琳达·马修斯（Jay and Linda Mathews）夫妻俩，一位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一位是洛杉矶时报记者，合编了他们的“十亿：一篇中国编年史”（One Billion: A China Chronicle）。对西方读者而言，要是说毛时代是吃小摊子，那现在是进了超级市场。

能进中国的学者也比以前多多了，做野外考察，民意测验，高级访谈都有可能。六四屠杀之后有几年交往退步，但在90年代后半部和00年代又恢复了，局面也进入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正常”。西方学者和记者掌握了中共的规则，也学会了怎么对付。

但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较平稳的互相认可被打断了。外国记者能行动的空间被压缩了，中国人被警告不要接受外媒采访。到了2020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驻中国的记者被赶走。疫情之后，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和学者比十几年以前少多了。结果有点像毛时代：搜集材料，做分析，写稿子，常常只好在海外进行。

2020年9月8日，由于澳中外交关系恶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京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担心被捕，在离开中国后抵达悉尼机场。（法新社）

习治下，一切回到毛时代？

因此记者和学者都开始问：绕了一个大圈子了吗？花甲一轮，六十年以后是否回到了毛时代的状况？

问题问得好，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没有回到60年代。不管是今天的外国记者还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与六十年代绝然不同。

先说记者吧。60年代的西方记者（把拉达尼放在一边做例外）不会中文，完全依靠口头与书面的翻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了解限于皮毛，而且主要是那种“通商口岸”传下来的“欧亚”文化。现在的记者不同，很多基本上会说过关的普通话，也愿意打听中国底层和偏僻地方的社会经验。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和张彦（Ian Johnson）是明显的例子。何伟2001年出版的“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非常朴素和真实地描写了四川涪陵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张彦最近的一本书叫“星火：中国民间历史学家为未来而战”（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深入记载了艾晓明、江雪、谭合成、唯色和其他几位民间历史学家在官方的压制和阻扰下坚持发现和表明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这两个记者还有别的著作，深度都比60年代西方记者的书有天地之别。持有这种水平的作者，不管以后能否进中国，不可能回到毛时代的那种洋人记者的天真。毛时代有一部分记者被“共产香格里拉”的理想吸引住了，专门写海市蜃楼，不写实际。这些人今天还有他们的继承者，例如加拿大的贝淡宁（Daniel Bell），但主流学者不买账，这与60年代很不同。

毛习时代民间意识大不同

再说中国社会六十年来的变化。习近平想做毛泽东根本做不成。他没有毛的聪明，也没有他的魅力。但更关键的区别是毛统治的社会与今日的社会很不同。在60年代，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能认识顶多几十个人，有看法的话，根本没办法知道有多少别人有同样的看法。“集体”“主流”“国家”都怎么想，他只能听“领导”说。但今天，有了网络，一个人能够跟无数人有联系，知道他们对事情的看法。独裁者，毛与习，他们的目标没变：希望控制民间的思想。毛的独家宣传很有效，很多老百姓真把它信了。但在习时代，信息的来源多，老百姓的想法五花八门，也包括调侃。独裁者照旧想统一民间思想，但民间能敷衍，能装信。

举个例子来说明毛时代和习时代民间意识的不同。1970年3月5日，北京的小学和中学老师带了一批一批的年轻学生到北京朝阳区的工人体育场，让他们目睹枪毙过程。那天后脑勺吃子弹的是27 岁的遇罗克，他的过错是写过文章批评共产党。57年后，2023年6月15日，也是在同样的工人体育场，阿根廷与澳大利亚的足球队进行国际比赛。突然有一位中国球迷，十八岁，跑到球场上热情地拥抱了阿根廷球星梅西（Lionel Messi）。公安人员出来想抓，小伙子奔跑规避，公安跟着，一时追不上。这插曲本身挺好玩儿，但我想指出来的是观众的反应。全体欢呼鼓掌，支持小伙子，一会儿又齐声叫“牛逼！”这种反应在毛时代做梦也见不到。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对中国的将来乐观。老百姓能运转的空间比毛时代多是事实。但习近平所追求的（而毛没有的）科技极权主义也是可怕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无法重回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