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中国，没有百年投资，也没有快乐投资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私募圈突然传出一则噩耗——深圳善祥基金官网发佈消息：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已逝世，请投资者尽快登录“善祥基金”微信公众号，公司基金产品将进入清算流程。该消息语焉不详，年仅三十八岁的关善祥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去世的？惹人猜测。随后，网上有消息说，关善祥是前一天在家中自杀的，是自刎而死。这种死法让人骇然。死亡原因估计与他操持的投资巨额亏损有关。
中国金融分析师“超级财经”曾在推特上质疑关善祥的投资能力。贴文指出，关善祥重仓地产和保险股票，尤其是恆大和融创的股票，造成血亏百分之六十四，贴文讽刺说“能把地产和保险的大雷都踩了，关善祥也不是一般人。”
关善祥是一名高调的职业投资者，深圳灏四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善祥基金董事长。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股市，通过股票投资，二十八岁就实现财务自由，号称“中国巴菲特”，据称创造过从三十万本金到上亿的十年数百倍收益。他拥有百分之百股权的灏四方资产，致力于为投资者实现家族资产战略转型升级，佈局资本市场股票投资。旗下所有基金均设置至少三年以上的投资锁定期，宁愿减少管理规模也不接受短期资金，倡导长期的价值投资。
中国的商人稍有点钱，就喜欢往文人乃至哲学家方向靠。关善祥出版过《传世投资》一书，书中提出“价值投资”的理念，主张投资即是人生修行：“人生是一场巨大好玩的游戏，假如我们的人生过得痛苦，必然是我们的活法与心法出现了问题。投资对于我来说也是一场好玩的游戏。……我认为百年投资是我要进行的一件人生艺术品，一年又一年，极具耐心地将这件艺术品去完成，我极之享受其中，而非因为赚钱，更非因为消费享受金钱，我从来只过著非常简单节约的生活，我的快乐源于投资本身的精神世界，而非金钱。”
据《证券时报》报道，关善祥有三个小孩，长期吃素，对空气品质要求很高。如果在美国，他还真能跟那些喜欢禅修、瑜伽、老子、印度教等东方哲学及环保理念的硅谷或华尔街巨头们谈笑风生、称兄道弟。然而，在中国，这些“正能量”都无法拯救他脱离危机，等待他是一望无际的深渊，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百年投资、快乐投资，当然都是好理念，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本行不通。中国没有百年企业，哪来百年投资？中国人含辛茹苦积攒的资产都如韭菜般被镰刀斧头割去，哪里有快乐投资？关善祥成不了巴菲特，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仿效西方建立股票市场，但并无真正的股票市场得以成立的三大要件：私有产权、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中国的股票市场是特权阶层的游戏，不是关善祥这样的平民子弟“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舞台。即便是黄光裕、肖建华、许家印这样曾富可敌国、呼风唤雨的白手套，最终下场也如《红楼梦》所写“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歎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二零二一年，在股市纵横驰骋十数年的关善祥触礁搁浅。他在一封发表在雪球网的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责怪自己的愚蠢，反思自己的策略，真心希望我能承受所有的担忧、焦虑和损害。”最后，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疫情这一“天灾”和官方强力干预经济这一“人祸”。天灾人祸都是个人无能为力的，如项羽在败亡中的歎息“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也如崇祯皇帝在上吊殉国前的自我辩解“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虎口夺食，岂能不被老虎吞噬？
佛经中说，一鲸落，万物生。但在中国，事实却相反，如同鲸鱼般的恆大倒下，无数像关善祥这样寄生于恆大的小鱼小虾只有死路一条。
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者更是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前一直谎话连篇的关善祥在总结投资失败的原因时，直指政府朝令夕改、胡作非为：“目前投资底层逻辑已经转变，房地产行业风险的集中释放，各种政策迭加发力，民营房企确实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回款不畅，就会造成资金断裂的危机。……这种置之于死地式的调控，实在让人无法想像，匪夷所思！一个涉及十几万亿关乎全国人民利益的大行业，政策说变就变，说改就改，没有任何过渡期，简单粗暴一刀切。人治的行政手段远远大于法治手段。……之前也有教育培训行业，一夜之间就封停。新东方、好未来等教育培训行业股票股价一时之间跌去百分之九十。完全没有给予过渡、调整的空间。今年以来这种现象特别明显，还有众多一夜之间就被封杀的股票。这造成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市场对民营企业失去信心。”
关善祥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标志著一个新时代来临了：“这一两年的各项政策，深深感觉到今后是一个‘国进民退’的时代。……民营企业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一叶轻舟，说翻就翻。过去我们投资还刻意投资民企避开国企，因为民企往往代表了更高的效率。但今后，还必须强调拥有‘优秀背景股东’政策的方向。……政府政策的导向是以国企央企为主导，收购民营企业。在煤炭、钢铁、稀有金属、传媒、教育、金融理财等领域都是以国企为主导。现在房地产行业也面临向这个方向发展。政策支援国企维护市场稳定，实质是对市场优质项目进行低成本的收割。”他用了“收割”这个词，一语道出真相。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和他的公司岂能全身而退？
中共建政后，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诗：“一切都是共有的，除了牙刷。”这句诗在毛时代广为传颂，实际上，那时的中国农村，大部分农民连牙刷都没有。历史学者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中写道：“在统制经济情况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家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行政权力支配。……统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基础，是官僚特权的肥沃土壤。极权政治又是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条件。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随意支配国家财富。”最终，这套制度让中国陷入一穷二白、国民经济崩溃、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
邓小平时代，当局实行改革开放，让渡部分经济自由，让中共政权绝处逢生，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习近平掌权之后，觉得极权体制千疮百孔，更嫌权力不够集中，在政治上要回到毛时代那样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在经济上也要回到统制模式，民营企业的好时光结束了。
习近平的书单上没有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的经典著作《全能政府》，他不知道自己所走的是死路一条。他的经济政策逼死了关善祥，自己的下场未必比关氏好多少。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一书中指出：“所有文明，迄今都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如果历史能教导们什么，那肯定是：私有财产权和文明，有不可分割的关係。”反之：“自古以来，政府一向热衷于干预市场机能的运作。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从来未曾达到所要追求的目的。……执掌强制与胁迫机构的人，本质上，都会高估这种机构成事的功力，并且都会努力争取更多权力，要让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服从这种机构的直接命令。”在纳粹德国和苏俄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之际，米塞斯预言说，这两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必然败亡：“德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完全控制生产手段。政府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政府给每个人分配一份消费财产供个人消费。如果不这样，这两种体系将不应该称为社会主义体系。”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当然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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