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深又惊现尴尬一幕

　　《彭博社》12月4日撰文称，随着中国的就业危机加剧，一些中国年轻人放弃了城市梦想，选择到乡村生活。

　　龚成强(音译)曾在杭州一家科技公司年收入20万元人民币(约合2.8万美元)，后来该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倒闭。他现在在浙江农村种植草莓，由于40%的收成被病害破坏，他预计至少会损失同样多的收成。

　　现年30岁的龚成强在尝试写财经博客失败后决定搬到农村，并对水果产生兴趣。龚成强改变20种不同水果的味道、质量和价格，其他博主纷纷承诺为他提供天使投资。

　　龚成强决心把这个想法贯彻到底，但他与孤立感作斗争，尤其是当他的父母对他的决定感到失望时。

　　龚成强说：“我爸爸一家做了一辈子农民。他们的一个愿望是让他们的孩子过上不同的生活，想知道如果我回去务农，他们为什么还要让我上这么多年学。”

　　几十年来，像龚成强的父母这样的人搬到中国的城市工作，加速中国的快速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年轻人首当其冲地面临失业危机，五分之一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

　　那些为孩子上大学而投资，希望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家庭，现在看到他们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都在2022年出现有记录以来的首次人口下降。

　　龚成强表示：“当我2014年毕业的时候，即使是像我这样没有工作经验的普通学生，也可以得到多份工作机会，并在一家好公司找到工作。这是时代赋予我的东西，现在难以想象。”

　　农村为年轻人提供喘息之机

　　彭博社文章写道，中国农村现在是一个为年轻人提供喘息之机的地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年来一直鼓励年轻人帮助“振兴农村”。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民政部顾问杜鹏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我们明白，年轻人是一个家庭最大的投资，甚至比房产还大。养育一个年轻人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他们的就业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这就是为什么政府非常关注青年就业。”

　　但文章指出，考虑到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的规模，关注农村就业不太可能改善中国年轻人的困境。

　　彭博经济(Bloomberg Economics)预计，在新冠疫情后的10年里，中国GDP年增长率将减半至4%，而此前10年的年增长率为8%。房价暴跌让家庭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不确定，信心的减弱使外国直接投资降至历史低点。

　　毕业生离开城市恐损害经济增长

　　彭博社指出，将毕业生从技术创新发达的城市分流出去可能会进一步破坏经济增长，而城市化速度放缓将减少对新房的需求。新房是中国经济的主要贡献因素。

　　一些人认为，习近平的农村运动更多地是一项政治举措，目的是在去年罕见的街头抗议疫情封锁之后，减少年轻人怨恨再次爆发的可能性。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慧玲(Jenny Chan)说，让年轻人离开城市中心可能会分散这种风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

　　陈慧玲说：“然而，这只是推迟了青年失业危机，，因为从结构上讲，你并没有试图改善经济势头。”她补充说，政府可以通过开放经济和促进私营部门来取得更大的成就。“政府只是想拖延时间。”

　　24岁的心理学专业毕业生陈冰(音译)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全职工作，现在她在一所农村学校做志愿咨询师。虽然这个项目意味着公务员考试和研究生考试的加分，但她每月只有2300元人民币的津贴。

　　虽然陈冰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但她对接下来的工作一直感到焦虑。

　　陈冰说道：“每当我为下一步感到焦虑和悲伤时，我就会告诉自己：让我们躺平，专注于现在的工作。”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雷雅雯表示，“年轻人能否从政府的临时工作中获得有价值的劳动力市场技能值得怀疑。”

　　广东的一项举措不是将农村就业视为权宜之计，而是将其本身视为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乡村CEO”项目于2022年启动，提供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创业培训课程等岗位。

　　20岁的张博爱(音译)在大学时就加入这个项目。他获得了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现在带领一个40人的团队开发一种新型的土壤处理产品，以提高果农的产量。

　　张博爱说道：“以前，政府鼓励农民去城市买房，牺牲了农村的发展。现在，农民应该获得一些好处。”

　　彭博社文章指出，归根结底，对许多中国年轻人来说，在农村生活是一种权衡——农村工作收入低得多，但也能提供稳定的生活，通常还有其他福利，如免费住宿和食物。对一些人来说，较慢的节奏是一种奖励。

　　24岁的王志浩(音译)表示，他觉得在广东一个乡镇政府的财务处工作比住在城市要快乐得多。在城市里，他把在会计部门实习挣来的2000元工资全部花在吃饭和房租上，而且每次通勤要花一个小时。

　　王志浩表示：“在广州，很多事情似乎遥不可及。房价和日常支出让我感觉无法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