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产可能比想象中更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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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到一个帖子。

大意是，某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从业于投资相关领域，收入颇丰，在上海置有别墅与公寓。但是最近公司出了问题，他的现金持在量低于十万，如果停发工资，每个月的房贷都成了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此前看到的一个有关中产之困的帖子——一对中年夫妻，在沪二居室，45岁左右，孩子读高一。男方月入两万，女方八千，每月去掉房货，一家三口刚刚湊合。男方父母在农村，71岁了，姐姐出嫁后离婚，管不了父母。女方是独生子女，父亲没了，母亲一直在小县城独居，也70岁。三个老人身体较差。最近，他们先后打电话来，要求到上海投奔子女。夫妻俩面对三个无法自理的老人，精神崩溃，吓得傻眼了。

显然，摆在他们面对的困境是，首先，没多余的房子。若租了房子，以时下上海的租金而言，吃饭都是问题。其次，由于老人身体不佳，可能还得请保姆，而保姆费用非寻常家庭所能承受。再之，今后老人的大病医疗，也是一大隐形财务压力。

这样的帖子之所以引人共鸣，是因为它戳到了人们不愿或者不敢轻易面对的痛处，很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衔枚疾进，大量接受了高等教育、拥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涌入大城市并站稳了脚跟，继而被贴了新兴中产阶层的身份标签。但是，仅仅一个父母养老的问题，就足以让他们从中产幻觉中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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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只是所谓的城市中产面临的生存压力之一。这样一个看起来还算光鲜的群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脆弱。很多年前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过一种说法，打扮得精致入时的上海摩登女子，下班后可能拐进某一个阴暗潮湿的弄堂里的家，两者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我觉得，那样的场景其实是今日之中产的一种隐喻。

关于中产，人们心中有一些符合他们身份的标配式镜头。比如，他们出入于高档写字楼，在电话与电子文件之间忙碌；用熟练的外语与客户交谈；喜欢健身、美食与旅游，等等。而他们对自身未来的想象可能是，在一个温暖的午后，在绿树成荫的草地上，从家里的二层小洋房里出来，看着孩子和狗在自家的后花园里欢笑打闹，妻子在一层开放式厨房正在做着美味的甜点，还约好了朋友下午一起喝茶聊天……只不过，坚硬而粗糙的现实，轻易就能将这样的幻觉撕得粉碎。

我们已经从各种新闻里看到，一场疾病乃至一轮政策的调整，都可能让一些中产打回原形，跌落到尘埃里。前几年，一篇名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看似不打紧的小小流感，却引发了重大的家庭危机。流感事件的主人公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存款，属于标准的中产家庭，但面对家人重疾一样不堪一击。

放到更长的时间轴下来看，今天以70后、80后为主力的城市中产们，生活在历史上难得的和平时期，房贷的压力、孩子补习班的费用，诸如此类，相当于他们父辈、祖辈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实在是轻若鸿毛。那么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有生之年也可能经历这样的系统性风险，集体性的命运的“黑天鹅”会扑打着翅膀降临到头上？若如此，又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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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显示，中国中产人口占总人口19.12%，在这差不多20%的中产阶层中，有73%的人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过渡、边缘状态。也就是说，超过七成的中产有随时滑向下层的可能。

有个词叫阶层固化，其实，它描述的并非事实，因为对所谓中产而言，不存在什么阶层固化，或者说，中产的最高理想就是阶层固化，但这样的理想并非由混凝土浇铸的，并不坚固，稍不留神，中产就会向下一个阶层跌落。

这也是所谓中产焦虑之所以广泛弥漫的原因所在。

更进一步说，中产之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也包括权利层面。大到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权利，小到撤换物业的业主权利，对很多中产来说都是悬空的。很多时候，他们和底层人士一样要受到权力的刁难，在孩子上学、生病住院等具体事务方面，他们无法与权力更近的人竞争。权利匮乏，让中产更加没有安全感。

似乎与此相辅相成的是，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群体中，目前还并没有产生与之相匹配的价值观。他们当中多数属于岁月静好派，不关心公共事务，不关心他人命运，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日益粗鄙化。前不久发生的屁突屁连续爆雷事件中，由于受害者多数为中产，所以，人们在抱以同情的同时也不忘对他们进行嘲讽式敲打。

中产无疑是一个社会巨大的稳定器。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一定是中产占主流的橄榄型社会。但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价值观上，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分量的中产阶层。

今后，这个阶层是逐步壮大还是停滞不前乃至萎缩，将决定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