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瓦尔尼猝死在中国引起共鸣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狱中猝逝后，震惊全球政坛，也引发中国异议人士的反思。虽然他的死因仍有待调查，但多位中国异议人士认为，普京和俄罗斯狱方要负最大的责任。他们说，纳瓦尔尼之死“很可能是谋杀”，也恐反映出独裁者的恐惧。至于中国网民兴起为普京抱不平的同情声浪，一位异议人士说，那是中共“愚民统治下的民自愚”。

年仅47岁的纳瓦尔尼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头号政敌，正值壮年的他于狱中猝死后，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普京的谴责和追责声浪，不过，中国社媒上却有大批时评人和网民反而同情起普京，还把矛头指向西方国家。

纳瓦尔尼是遭谋杀的政治烈士?

对此，中国异议人士说，这是极权社会的特徵，尤其纳瓦尔尼之死背后恐“有阴谋的”，这样一位政治烈士之死反映的是独裁者的恐惧。

张小刚说:“这个是极权社会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就是，第一，异议声音是不容易发出来的。异议人士，只要你有影响力，就一定要被压制、被想办法给干掉，干掉的方式有明的、有暗的。那么像这种在监狱里边突然死亡的，很可能是一种谋杀，只不过证据力很难找到。”

张小刚说，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后，已有好几名俄罗斯大富豪传出离奇死亡。另与普京反目成仇的前瓦格纳雇佣军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也于去年8月坠机身亡，致死原因到底是遭导弹袭击、还是普京本人直指的飞机内手榴弹引爆，至今仍莫衷一是。

2024 年 2 月 17 日，一名妇女在俄罗斯驻在马德里大使馆前放置了一支蜡烛，悼念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去世。

独裁者的恐惧

他说，普京若为纳瓦尔尼之死的幕后黑手，他之所以把头号政敌干掉，就是害怕这样有影响力的少数异议人士会去影响多数的俄罗斯民众，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并促成他的独裁政权垮台。但这种独裁者的恐惧和政治暗杀，以史为鉴，从未能真正成功，只能维持或长或短的政权。

张小刚说，俄罗斯虽经过政治转型，以民主国家自居、也标榜自由选举和新闻自由，但在普京的高压统治下，根本和中国一样，仍是专制极权国家。

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比俄罗斯还严峻，不仅人民没有选举或参政权，连网络或媒体都无法见容异议言论，人民更是活在一言堂下，长期被洗脑后，自己也懒得动脑，反而以官方意见为意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时评人或网民这两天一反国际主流声浪，竟为普京抱不平，甚至无端指控美国才是幕后黑手。

中国人民的自愚愚人

张小刚说:“全民的被洗脑、愚民化的结果呢？有的人就开始自愚了，我就听政府的，政府说什么就是对的。(中国著名画家)陈丹青说过一句话，他说，愚民(统治)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自愚。但民自愚的原因，实际上是官方对老百姓进行愚民教育和恐吓结合起来，最后很多人就变成一种不加思索、就反映了(中国社媒上)这么一种现实，当然这些是很可悲的。”

对于纳瓦尔尼之死，中国官方尚未表态。不过，张小刚说，中俄的友好关系建立在利益的短暂结合，随著普京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后、现“处于过不去的状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国内经济衰退、党内矛盾和外部压力剧增下，“出问题也是随时的事”，在此前提下，中俄夥伴关系还能维持多久，不无疑问。

对于纳瓦尔尼之死，两位中国境内的异议人士也认同西方国家对普京和狱方的追责。

一个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告诉美国之音，外界对俄罗斯国内的信息掌握太少，很难判断，但“俄罗斯当局镇压政治活动人士和新闻记者也是众所周知的。”

王全璋:普京和俄罗斯狱方应被问责

位于北京的中国知名人权律师王全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听到纳瓦尔尼这样一位同道中人，年龄相近、同是律师出身、也有争取民权的共同价值观，竟不幸死于狱中，“内心很受震撼、很难受”。

他说，就法论法，俄罗斯狱方对纳瓦尔尼之死要负一定的责任。

王全璋说:“任何一个人被羁押，监管机关同时就赋予了管理这个被监管人的义务，还有保证他的人、还有健康的义务。这个人在(监狱)里边，不管是病死的、还是其他原因死的，你(狱方)都要负一个倒置的举证责任，如果你不能充分地说明，你对他的死没有责任，那么你就应该承担责任，这是现代法学基本的举证责任的一个分配原则。”

他还说，虽然纳瓦尔尼的具体死因不明，但普京作为执政当局也应负起政治责任。

王全璋说:“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人士，他在文明社会里边不应该被这样对待，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社会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反对者。”

王全璋说，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历经过一系列的民主和司法的转型，但为何仍会出现新的威权统治、或像纳瓦尔尼这样的反对人士仍持续受到迫害，让他深感不解。

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恐比俄罗斯更严峻

纳瓦尔尼之死也引发中国异议人士处境之艰难的反思。

但王全璋说，中俄两国的政治文明无法类比，因为中国不仅能组织化的反对者都不存在，也未开启任何民主的转型进程。相反地，当局还扩大对社会的维稳控制，包括紧缩言论自由，轻则以寻衅滋事、重则以煽动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来治罪。

王全璋说:“我们现在就是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一步一步地加强、一点一点地收紧，无论从过去所谓的政治领域、现在到泛政治的领域，什么教育、经济、金融，都上升到所谓的政权安全的一个高度。”

中国于2015年7月9日对维权律师发动大抓捕，王全璋也是遭政治迫害的律师之一，他于前三年多的监禁中曾遭酷刑逼供和被迫用药，经2018年底的秘密庭审后，他于2019年初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王全璋于2020年4月出狱后，仍持续受到国保的监控或政治报复，包括北京住所曾被无故断水断电、儿子被拒入学、一家三口更长达13次被迫搬家，已多次引发美国国务院的關切。

位于澳大利亚的张小刚说，中共的高压统治只会制造一代又一代的异议人士，从早期的魏京生、王丹、刘晓波到709律师群，以及近期以其他形式反抗的年轻学子。虽然他们在中国境内受到的打压和迫害越来越强，但来自西方国家的外部压力若强到让习近平感到权力受到威胁，或能为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带来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