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中国真的向世界开放了吗？

过去几周，中国竭尽全力给人留下正在向世界开放的印象——无论是对外国企业、游客还是记者。

我无法肯定这些说法。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而是一名地区记者，报道的地区之大常常令人难以置信，而这片地区就包括中国。

但我最近一次前往北京采访的短暂经历揭示了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所面临的困境。这种经历与中国官方“开放”的说法大相径庭。

我没想到自己能拿到签证。自COVID-19大流行初期以来，为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新闻媒体工作的记者大多被拒之门外，当时美中紧张局势加剧，中国进入了长达三年的严格封锁和防疫措施。

自2020年以来，没有美国之音（VOA）记者获得中国签证，除了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访问期间随行记者团之中的一名驻国务院记者。

据我统计，中国向美国和欧洲媒体发放了至少七张短期记者签证，以报道为期一周的“两会”，在这次聚会期间，中国的政治精英对中国低迷的经济发出了一贯的乐观信息。

资料照片：2024年3月8日，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法新社照片）

好坏参半的信息

不需要专家就能看出中国面临着一长串的问题。即使在去年初解除了COVID-19封锁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仍处于几十年来最慢的水平。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中外商人被拘留事件，外国投资大幅下降。与大流行之前相比，来中国的游客减少了。

在两会上，中国淡化了这些挑战，设定了今年约5%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目标。不过，尽管当局承诺减少旅游和外贸壁垒，但他们却加强了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并扩大了许多外国批评者认为模糊不清的国家安全法。

作为一名记者，我也感觉到了不一致的信息。虽然中国在两会期间恢复了疫情前的媒体接触水平，但取消了总理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许多记者对此事怀有矛盾的心情；虽然很明显，这种新闻发布会上的问题通常是预先选定的，但对记者来说仍然是一个难得的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接触的机会。

新闻限制

作为一名记者，我面临的大部分挑战是在我离开举行两会的天安门广场并访问北京其他地区时开始的。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首都地区的安全警力有所增加，这在敏感的政治时刻很常见。

但我本以为无所不在的警察巡逻不会妨碍我执行基本的新闻任务，例如录下主要旅游区的视频以及对当地居民进行简短的即兴采访。

我的面试问题是无伤大雅的。中国民众对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有何看法？ 他们更喜欢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还是乔·拜登（Joe Biden）？他们对美中关系改善抱有希望吗？

这些问题引发了一系列富有思想的回答。

直到那天晚上我回到酒店时，我才遇到了麻烦：我接到电话，要求我立即前往公安部在当地的办公室，公安部是中国主要的国家警察机构，也负责监控国内的政治威胁。

抵达后，我被护送穿过一个不起眼的大厅，来到一间小会议室，在那里我见到了几名警官，他们开始进行审讯。

警官们要求知道，为什么我向人们询问有关川普和拜登的问题，而不是报道我拥有媒体资格的两会？我回答说，我这次采访的重点是中国的政策，包括其外交关系。

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在拍摄前没有去获取许可？我告诉他们，我不仅是在公共场所采访，而且我只在得到受访者许可后才拍摄采访。

他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对我的斥责：为什么美国之音没有更公平地讲述中国这一边的说法？显然，警官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之处：我采访居民就是为了写一篇主要目的是呈现中国人的观点的文章。

虐待模式

最后只受到了轻微的责骂，我就被允许离开了。其他驻中国记者经常遭受更严重的虐待，即使只考虑最近发生的事件。

在我抵达中国的前一周，一名荷兰记者在成都报道针对银行的抗议活动时被警方推倒在地，并被没收设备，警方将他和他的摄影师拘留了几个小时，不准他们打电话。

本周，美联社的一名记者表示，他和一名同事被便衣警察跟踪，甚至一度尾随他进入卫生间。这名美联社记者在成都采访了投资一家破产的信托基金的退休老人。

“十几个便衣跟着我们，他们的做法我只在新疆见过。他们跟着我进了卫生间，然后去了机场。他们拍了我们的照片，”记者姜大翼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说道，“这里是成都，中国最自由的城市之一。看到这些做法被用在这里是令人震惊的。”

外国记者在访问中国被控严重侵犯人权的西藏或新疆等偏远地区时，或在报道抗议或自然灾害等其他政治敏感话题时经常遭受骚扰。

但如果我和其他许多人的经历显示了任何迹象的话，那就是外国记者在中国最大的城市报道哪怕是最无争议的故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甚至中国国家控制的记者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限制。就在本周，距北京50公里的三河市当局在致命瓦斯爆炸现场附近骚扰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对，甚至引起了共产党下属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关注。

“这一事件给中国更多专业的新闻媒体敲响了警钟，几十年来，这些媒体在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正式新闻限制和下层的频繁恐吓时，试图进行真实的报道， ”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在《中国传媒计划》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写道。

“这种阻挠行为不是例外，而是中国新闻政策的本质，”他补充道。

向世界开放？

那么，这一切与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官方说法有何关系？

我显然无法代表所有外国投资者表达他们对回到中国的看法。但我与商界和学术界的同事交谈过，他们不再愿意去这个国家旅行，理由是担心任意拘留。

我也不能代表外国游客。但我可以告诉你，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完成哪怕是最简单的任务是多么困难——比如预订出租车、用外国银行账户支付餐费、查看脸书（Facebook）、Instagram或几乎任何其他西方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鉴于中国坚持在其人民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设置数字防火墙。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受到了北京居民的欢迎，他们似乎渴望与美国之音互动，尽管有国家支持的运动将外国记者描绘成潜在的间谍和危险的麻烦制造者。

但在上周的两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他还坚称“欢迎更多外国朋友一起来讲述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故事。”

但就个人来说，我的感受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