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被小粉红打成“三害”，习博士退学位吗？

清华大学何以成为“三害”之一？

余杰评论文章：习近平时代，排外思潮愈演愈烈。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意外地创造了惊人票房，中共当局的本意是通过此片让中国民众发现民主自由的台湾原来黑道横行、犯罪猖獗、邪教肆虐、民不聊生，却不料被洗脑的小粉红们受其启发，自发寻找国内的“三害”。于是，获得诺奖的作家莫言、最高学府清华大学、饮料大厂农夫山泉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的新三害。

清华成为“三害”之一，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清华没有出现在美国制裁的中国大学名单上。 有人在网上撰文说，国家今年对清华北大的财政拨款大幅裁减，总计减少十九亿元人民币，而一批被西方制裁的大学反而增加了。对此，民众一片叫好。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尖端技术成果，清华、北大占的份额并不多，所以国家有限的财政经费就更多投向西工大、哈工大、北航等真正让祖国强大的大学。

还有人考证说，清华的“出身”和历史很肮脏：清华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是专门培养亲美奴才的学校。更有人罗列出一系列数据来证明清华学生最不爱国：根据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数据，清华大学本科生出国率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出国留学的清华毕业生中，又有百分之六十九点七选择美国作为求学目的地，其中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学成并未归国服务。单单是美国西岸的硅谷就云集超过两万名清华毕业生！

对清华最恶毒的攻击，是网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清华这个名字是美国起的，日本定的，意思是清空中华或侵略中华，用心险恶，可见美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就好像义和团暴乱期间，有人造谣说洋人的教堂用婴孩炼丹一样，能不让人拍案而起吗？

这个谣言的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清华由此被污名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其实，当代红卫兵学识有限，根本不知道清华校名来自于其所在的皇家园林“清华园”，而“清华园”的名字又有两个典故，一是东晋谢混的《游西池》诗，有“水木湛清华”之句，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中有“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之句。

毛代的“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后来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习时代的“除三害”，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农夫山泉是红二代经营的权贵企业，莫言是手抄毛语录的毛粉，而清华早已被中共打造成“又红又专”的“第二党校”。文革时代，清华学生有几个不是红卫兵？清华附中的张承志正是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两派学生在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据亲历者胡晓平回忆：“此时的清华园里，工事林立，铁丝网、沙袋随处可见。昔日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如今头上扣着钢盔，变成了勇猛的斗士。

他们不愧是顶尖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在武斗中，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搞了一个又一个的‘发明创造’，以求更狠的打击对方。不仅自制长矛、枪、炮、手榴弹和燃烧弹，甚至还将学校的推土机改装成土坦克，像在战场上那样，在向对方阵地进攻时坦克在前面开道，掩护手持长矛、土枪的‘斗士们’前进。……清华大学在这场武斗中十三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三十余人终生残疾。”他们还推倒了西洋风格的清华校门。

那些企图打倒清华的小粉红，忘记了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清华最伟大的校友乃是习近平。若要将清华全盘推翻，习近平的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岂不成了无根之浮萍？几年前，一名政协委员提议，将清华大学改名为习近平大学。如果清华校方当时接受这一建议，断然更改校名，那么今天就清华不至招致无妄之灾。习近平大学就能光荣地被西方国家列入制裁名单了。

清华大学是制造“新阶级”的熔炉

习近平不会退还清华大学的假博士学位。当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跟习近平是上下铺同学的陈希，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任上授予习近平假博士文凭，因而飞黄腾达，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及中央党校校长。陈希一人横跨清华帮、党校帮、福建帮三个核心派系，即便年龄已到、卸下其他职务，习近平仍让其执掌党校。由出身“第二党校”的清华人来执掌党校，习近平才真正放心。而陈希的继任者，身兼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长等要职的李干杰也毕业于清华大学。可见，“大清天下北大荒”绝非戏言。

从一九八零年代起，号称“工程师治国”的中共官僚体系内部，清华毕业生就一枝独秀、一飞冲天。美国学者安舟（Joel Anareas）在《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清华大学成为培养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干部的最高级机构；而这样的红专干部是新政权所需要的，这个新政权已经寄希望于由技术专家治理中国的未来。清华大学毕业生很快登上了党和国家层级体制的顶端。 ”

安舟在此书中使用的“新阶级”概念，来自于南斯拉夫异议知识分子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曾是南共联盟中央执委、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位高权重。但他却认为，追求真理、讲出真话，比高官厚禄更重要。一旦他发现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是造就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对人民的掠夺和镇压比此前的统治阶级更残忍、更无耻，他就不惜被开除出党、被审判下狱，而坚持说出真相。他两度入狱，长期被软禁，遭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却没有屈服和悔过。他一直活到一九九五年，亲眼目睹苏联及东南欧共产党国家一一覆灭。从某种意义上说，吉拉斯是最早揭示社会主义国家真相的先驱，也是苏联帝国及共产主义阵营最早的掘墓人。

吉拉斯指出，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于是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手工业者，甚至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的，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党官组成的新阶级贪婪而无底线，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不过，它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吉拉斯还写道：”凡是共产党所倡导的改变，皆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或退或进，都带有增强或挽救其权力的目的。”

吉拉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新阶级》，在理论上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破产。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为了批判铁托主义，允许该书的中译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但仅限“内部发行”。此书悄悄流传民间，成为文革时青年精神觉醒的重要启蒙读物。耐人寻味的是，除了一九八一年中央政法委理论室重印过以外，此书在中国一直是不言自明的“禁书”。因为，尽管吉拉斯已故三十多年，但中国共产党的权贵还在为《新阶级》增添新的注解，中国的社会现状还在为《新阶级》提供最典型最鲜明的蓝本——他们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幌子，明目张胆地攫取国有财产，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级”。清华号称其净资产超过一亿人民币的毕业生人数居全球第一。难怪有人居心叵测地将清华列为“三害”之一，立即引起“低端人口的强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