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害了这种焦虑病

何清涟评论文章：这几年，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害了人口短缺焦虑病，政府从数年前的计划生育走到另一个极端，想方设法刺激百姓生育，一干评论者包括研究经济的都认为中国将面临人口危机，论据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202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与2021年相比减少666万人，与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最高峰值相比，减少6,500多万。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认为，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劳动力的基础人口绝对减少，劳动力无限供给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也开始升高，人口红利就正式开始消失，这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从此，这一焦虑症蔓延，就连中国制造业衰退都归咎于此。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焦虑，如果不与其他同时发生的现象放置一起综合分析，看起来没错误。但劳动年龄人口短缺与否，必须与一国经济结构变动、产业兴衰、就业市场现状（并非十年、二十年之后的远期预测）等各种经济参数放在一起综合分析，舍弃这些因素，对着一个“人口金字塔分布”图表解析，焦虑实在找错了方向。

就在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焦虑症蔓延之时，中国失业人口剧增，最著名的一个梗就是2023年7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当年6月份全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1.3%。这个数据应该只包括城镇青年，因为农村人口不进入失业统计。可作为青年失业率严重佐证的是啃老族、躺平族增加。这几个问题叠加分析，结果如下：

对就业市场的分析，即期分析最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资源市场两头均高度依赖外部的中国，考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叠加人口规模负增长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这种“未来”意义不大。我在《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成因：结构性失业》（RFA,3/24/2024）、《高科技产业成支柱 就业形势更艰困》（RFA,3/29/2024）等文中分析，目前正值中国经济结构剧烈变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中国，政府扶持的多是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很多中青年因技能局限，无法在新的产业中找到相应的工作。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现在的就业市场，不是面临劳动年龄人口短缺，而是劳动年龄人口类型供给与需求“货不对板”。

从社会长远计，当然得考虑社会抚养系数，因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代人养一代人。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在一个经济稳定可预期性强的社会，确实是个大问题。在中国，“啃老族”在十余年前就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现在只不过换了个名儿，叫做“全职儿女”，一些曾经有体面工作的中青年失业后将陪伴父母当作“就业”维持生计。这种现象的产生，缘于中国经济结构剧烈变动，居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业衰退。原来在这三大产业当中就业者，家庭在城市尚有条件成为“全职儿女”；原籍农村的青年回乡，除了少部分有能力的成为职业农民，多数只能县域就业（打零工）为生，不少闲居家中——这种情况下，与其贩卖10年20年之后的“社会抚养系数”，不如考虑如何为这代结构性失业者造饭碗。

高校毕业生正在悄悄调整身份预期

我从2003年开始，一直追踪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这一期间，中国媒体对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报道经历过如下演变：先要求大学生放下身段求职；等到建筑工地出现中专生与大学生之后，“放下身段”之说慢慢消失，开始谈家世对青年一代求职成功率的影响；等到大量海归低薪就业都感困难时，开始报道失业阴影下高校毕业生进入各种低端行业，新“读书无用论”再度出现。

其实，高校毕业生进入低端行业就业，意味着青年一代正在调整读大学时的身份预期，是无奈之下面对现实的积极姿态。

所谓“身份预期”，是指现代社会中，文凭是改变身份的通行证。在大学教育刚开始普及的1960年代，美国将高等教育称之为“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这一名言流传世界，在中国通俗化为“知识改变命运”。事实也确曾如此，从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到1999年高等教育产业化这20余年内，考入大学尤其是好大学，寒门子弟“鲤跃龙门”的事情成为社会精英并不罕见。习近平反腐抓捕的大量政府军队高官，不少就是“苦孩子”出身。但教育产业化之后大学迅速扩招，一些本来不合资质的人也能进入大学。加之二三流大专变身大学，但师资水平有限，扩招的专业当中不少是意识形态化的软专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为意识形态产品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包括美国，NGO消化不了那么多），自然出现“精英生产过剩”现象。过程刚开始时，“预期精英”不愿意低就是普遍现象，后来在就业压力下慢慢适应了。以下几个现象说明年轻一代正在自发调整“身份预期”：

第一产业中的职业农民增加。2022年末中国总就业人数达7·334亿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农民）占 24.1%，约合1·77亿人。据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2022年相比，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增长了0.2%，约合353万人，这是近20年来的首次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当中包括1700万左右的职业农民，即利用各种农业科技经营养殖业、种养结合、粮食种值类的专业户，占中国农民的9.6%。中国职业农民的平均年龄为45.1岁，其中男性占八成，这与原来预测将出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完全不同。这些职业农民，应该包含不少大学毕业后返乡的农村青年。

农民工文化程度正在提升。2023 年，有 15.8% 的农民工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十年前这一数字仅为 7.3%。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更多劳动力也在向第三产业聚集，2023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数的 53.8%。这一数据其实反应了一个社会现实：农村青年已经开始放弃进入大学之前的身份预期。

不少人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官方的说法，其实就是打零工。“外卖骑手”堪称是中国人改变大学毕业身份预期的典型。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21年底，中国有2亿灵活就业者，其中有1300万外卖骑手。同时被热炒的是外卖骑手当中有1%拥有硕士学历。当时，中国媒体对此态度复杂，有的认为是自媒体恶意炒作，有的质问是“文凭辜负了青年，还是青年辜负了文凭？”最有名的一篇报道是《北漂20年供儿子读大学，结果父子一起送外卖》，提到 “北漂骑手钱灏奋斗20年，供养儿子大学毕业，20年后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儿子和父亲成为同事”，自媒体借此调侃学历无用，官媒则强调的是父子两人励志、勤劳拼博，在城市里留了下来——其实这对父子是明白人，在一个青年失业率高达21%的中国，一个普通高校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生当然无用武之地，及时调整身份预期，比在家里嗟叹“生不逢时”明智得多。

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力素质而非数量

人类社会在三种情况下需要大量青壮人口多，传统战争、农耕文明、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现代社会即使是半高科技状态下的俄乌战争，也拼兵员素质，西方不能援助乌克兰高端武器，就因乌克兰军人未受过相关训练，这点无需展开论述。

中国现在已经从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进入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与失业并存，其真实状态是中国已经由世界工厂的低端制造向中高端转移，因此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缺的是高端技工。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与AI代替人力并存，AI取代的其实也是简单劳动力（例如流水线作业上）。因此，中国的劳动力短缺焦虑，重心应该放在如何尽快高效培养出高素质技工。

两个问题最后都指向教育，尤其是高校文科教育需调整。这并非中国独有。中国文科类本科毕业生占所有毕业生的52.2%，美国和日本占比更高，分别为64%和64.7%。因此，美国已经有人提出“精英生产过剩假说”（The Elite Overproduction Hypothesis: Did America produce too many frustrated college graduates in the 2000s and 2010s?），认为这20年来美国培养的文科生太多，造成社会动荡。因篇幅所限，本文只留个梗，但是，中国的政治学、哲学等意识形态专业少招点学生，既节约学生家庭教育成本，也少浪费社会资源，却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