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民运史上的"失踪者"

今年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35周年纪念日。本台记者王允近日发表有关专题报道，讲述了那些因为参与这场运动而受到迫害却不为人知的人们的故事。以下我们请王允介绍一下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1989民运史上的"失踪者"

主持人：王允，这篇报道主要是在写因为参与1989年民运受到迫害，却不为人知的这个群体。你是怎么想到要写这个群体的？

王允：我前不久在跟一些中国民主人士联络，就提到这么多年来，有不少人因为参与民主行动或维权行动被中国政府关押，却不为外界所知。当时就提到，有些人是有89民运的背景。现在又正值六四事件35周年，我们也一直都知道当年就有这样一个群体，但外界多年来一直都谈得不多，似乎总是一笔带过。但这个群体对于我们理解六四事件、89民运，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主持人：89民运毕竟已经过去35周年，这又是一个大家谈论得不多的群体，那你是如何去采访他们的呢？难度大吗？

王允：是有一些难度。我主要通过海外的异议群体去寻找线索，有些人是已经离开中国到海外生活，所以相对容易，他们也比较敢说。但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应该还是生活在中国国内，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和海外的民主人士有联系。我也是这样，找到他们来采访的。

主持人：我看报道中的主要部分是讲这些在国内生活的89受难群体，这也是因为他们目前多数在国内生活，是吗？

王允：是的，我必须这样去写，他们中多数人生活在国内，而且很多人境况也不太好。我写到的例子应该还不算最惨的，这样的人很难联系到。我的采访对象中好几位都说，这样的人很多，但都不太能联系上，或者联系上，因为各种压力，可能他们也不太想讲。

还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受迫害，个性上也不太容易打交道，这种人采访也很困难。有些人联系上了，说几句话，又拒绝采访。后来，方政还有王军涛都对我说，希望我理解他们。

1989年6月2日，数十万中国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争取民主。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我采访的一位对象，他因为受迫害多年在底层生活，我感觉他的叙述能力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他其实是有大学教育背景的，但说话颠三倒四，抓不住我问题的重点。我的采访很痛苦，我要不断打断他，让他澄清一些细节。他自己后来都说自己精神错乱，我倒不认为有这么严重，但我感觉确实是三十多年坎坷的人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主持人：文章中也提到，这个群体其实有分化，有的人还过得不错？

王允：是的，这些主要是李恒青介绍的情况。李恒青本身是清华大学的，他过去的同学很多，他们本身的学术背景和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当然我们过去也了解，确实有一些人在六四后受到清算，但从此之后不再过问政治，然后在职业和人生发展上很顺利、很辉煌的。但这部分人也是不太可能出来说话的。

主持人：这里又要回到一个问题：这群人或是过得好，或是过得不好，大多数都默默无闻。但一场运动，一个历史事件，其实后面的人能记住的都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么，我们报道这个群体的意义是什么？

王允：我想，一个是通过不同个体的经历去还原历史的真相。那些民运领袖一直受到舆论关注，但仅仅去关注他们的表达或经历可能会阻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并且，1989年的民运和六四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事情，它决定了这之后三十多年中国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通过这些普通受难者的经历，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社会演变的一些基本特征。

但反过来从个体的角度讲，我们也是要通过这样的报道，从大时代的背景下，去窥见个体在这个社会中的挣扎、思考和情感。他们个人的故事是带有体温和泪水的，这可能是读者想去读到和体会的内容。我想，这是媒体的责任。

当然就这些话题，一个报道是远远不够的。我探索这些个案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一两个小时的采访，但最后反映在报道中的内容却只有几小段，只能是以后再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