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人心思润

中共近年以维护党魁习近平的权威及“集中统一领导”为由，在体制内外推行学“习思想”运动。不过，伴随而来的是官场进入软抵抗、躺平状态。两位刚出国的前中共官员对记者表示，体制内许多人对政治学习感到厌烦，加上内卷严重，明白人都想出国。

思想管控日益严重 学“习思想”惹人烦

常女士是中央直属单位的公务员，科级干部，一年前从中国来到欧洲某国。

她近日对记者表示，像她这样的公务员，一般是正常工作到退休，单位应该说是本市最好的单位，工资也没受疫情影响。但是单位系统内近两年还是有多位同事离职，她自己则在去年离职并出国。

“思想监控加强，疫情的三年来尤其严重，上班各种会议都学习近平的思想，下班后加班做本职工作，大家怨声载道。”

常女士不是党员，但也被强迫去写各种思想汇报。

“那些党员更累，经常开会，写学习心得，党组织还要求手写汇报，（党务）工作量大到甚至安排专人做党务工作，经常加班。（管党务的）累得才三十多岁就背上24小时心脏监控仪。感觉风气回到文革时代，思想受到钳制。”

内卷严重 人际关系紧张压抑

常女士并不想再升官，工作十多年了，只想要开心工作，但这也很难实现。

对中共最高层的左转路线，大家都有切身体会，除了思想学习被加强，连过洋节现在都不允许了。那些党务工作者，日常就成为党埋伏在人们身边的钉子、眼线。

“有一年平安夜，为了融洽，我说一会午休给大家买苹果，马上管党务的同事就说，不让过洋节，明文发出的。一点同事间的温情都被扼杀，同事间都会监督，人人自我审查。”她说。

中共二十大后，各种打着国家安全名义的法律和规定出台，制造了寒蝉效应。

常女士说，“平时出差时的工作环境照片，现在不敢往朋友圈发，经常开会被提醒，不让发照片；学习《保密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经常检查，其实都是在造假，根本没（那么严重）问题，制造紧张氛围，让办公楼里人人自危，不敢拍照，不敢乱说话，连办公室的照片都不敢拍。”

常女士说，被众人羡慕的公务员都只能停留在安全需求的层面，只能大致确保生活稳定，想要再往上获得社交、互相关爱的需求、尊严需求，甚至达到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人，包括领导，身心都在持续内耗，多数人都活得很疲惫。

基层没意义的工作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今年初发布的《经济的另一面的草根调查》，提到基层存在撂挑子，多数乡镇政府勉强保持运转，有些村庄发不出薪水给村干部，很多村干部闹辞职。基层政府为了应付上级不得不在多方面造假。这篇文章后来被删除。

常女士说，中国下边许多基层公务员工资在减少，有的减了百分之六十，同时他们现在干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事，特别是前几年的疫情管控。

“基层公务员被摊派任务打疫苗，我们单位没有，但我知道北方城市，如黑龙江十年流失人口二十万，户口上的人其实都去外地打工了，找不到人打疫苗，为完成任务就自掏腰包雇人打疫苗。我们单位是有结对的扶贫单位，要买那里的土特产，非常贵的茶叶，腊肉，香肠等，不但个人买，单位也要买。”

她说，三年疫情期间，省委组织部动员所有封控在家的公务员去做大白（防疫工作人员），说是省委书记说如果不去要秋后算账，“我被迫去当大白，最后给发个证书，有的人感染变成白肺，现在身体也不好，这是给多少钱不能弥补的。”

半年前来到欧洲某国的李女士，原来是基层政府的科长，年近五十岁，工作快三十年了。

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刚提职科长就赶上疫情。

“我们被紧急召回，要求带着行李住到单位，每天做大白，去检查核酸，从民间招募的志愿者和护士等每天最少二百元，而我们除了不去捅嗓子（采样），工作量和他们差不多，一分钱没有不说，2020—2021年没有绩效奖金。”

李女士披露，当是为了完成打疫苗任务，就要造假，每个人必须拿到3个七十岁以上老人的身份证号，其本人可以不去打针，然后就在系统里登记已打疫苗了。她拿了死去的朋友的身份证充数，就这样还没有完成任务。

“解封后上面政策让保经济，我们又挨个去商家动员，让他们去在我们这里注册，完成招商引资任务，过几天又创建文明城市，又去大街捡烟头，总之，那三年做的全是为迎合上级一阵风的形式任务，就是没有为百姓服务的事。越做心里越凉，连父亲身体出现异样也没及时察觉，短短一月，父亲去世。”

有人挤进有人逃离 最渴望的是“润”

近年青年失业率高涨，公务员考试大热，不过常女士说，外边的人想进来，但实际上体制内有条件的人都想办法逃离。

“我们处就有两个离职，加上我有三个了，机关党委。另外部门离职、辞职更多，具体数字因为不常见面，了解有限，听说有考博士去就学了。我们单位是我所在城市最好的，隐形福利、退休待遇很好，但还有很多人离职，甚至不惜违约。”

常女士的同事小张，刚刚考上公务员，按照《公务员法》入职公务员未满五年不可以离职，但小张不惜交了违约金也要离职。

她认为这是当局三年动态清零政策的后效应，大家都怕了。

“我感觉就是因为疫情时期给管控的，（他）刚出校门离开家在异地就业，第一年封控在外地不能回家过年，去看了一下女朋友，因为疫情封控政策自我隔离在家，被当作头等大错，处长叫到办公室一顿痛骂，甚至都要被骂哭了，一个年轻小孩……精神的压力把人的亲情都变得冷冰冰的，可能不惜违约也要离职。

“至于更多的人可能是对收入不满意，对工作环境的失望吧，原因挺多。至于我，是没有自由，所谓的那些待遇，隐形福利对我都不起作用了，领导对我的压轧让我向往自由，于是去年我就来到这里。”

常女士说，其实已清楚体制黑幕的人，大家心底里渴求的还是“润”：“从我出国后，很多同事都问我怎么出国，甚至前几天还有人让我帮他联系出来。言谈中他们都很羡慕我，但是人人互相防范，在微信上也不敢说得太直白，但我知道他们也是有这种心思的。”

早就有人说中共的体制就是一台绞肉机，一些年轻人抱着满腔热血进去，想要施展报负，但这台机器在意的只有执政权力的存续，不会真心为老百姓做事。久而久之，就连人性中的良善都慢慢丧失了。

本身是基层科长的李女士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也选择了离开中国。

直接导致李女士离开的原因是在体制内的工作看不到意义，李女士说，“不是为居民服务，到处造假，没有说知己话的同事朋友，生死关头就是弃卒，百姓生活很苦，商铺倒闭，处处萧条的景象让人失望……”

再有就是因为单位领导一直要她上交护照，科长以上都要统一管理，再不走就晚了。

“把父亲安葬后，我下决心要走了，就没有后顾之忧。”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