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这一次被逼到墙角

“一无所有”王健林，也难逃市场无情。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这句歌词，曾被王健林在万达年会上，以一首《一无所有》唱出了心中的豪情壮志。

然而，世事难料，市场风云变幻莫测。如今这歌词，似乎成了万达商管现状的写照。

380亿的对赌压力，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而那600亿的救急资金，本应是万达的救命稻草，虽已谈妥，却迟迟未能到位，如同镜花水月般遥不可及。

彼时，王健林的自救之路，似乎又唱响了这首《一无所有》。但那时的歌声里充满了豪情壮志。而如今，他的歌声里却多了几分沉重与无奈。

从“一无所有”起点，到万达帝国的辉煌，再到今天的困境，王健林的人生轨迹，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起点。

一

380亿的对赌协议

万达商管面临的困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

万达商管，作为万达集团的顶梁柱，曾是集团扩张的引擎。但在2019年，万达集团痛定思痛，决定来一场大刀阔斧的变革。

他们把万达商管推上了前台，要它轻装上阵，聚焦商业运营，而把那些沉重的地产包袱丢给了母公司。

万达商管的新使命，是成为轻资产模式的急先锋。

这一步，现在看来，是万达为了适应市场变化，为了更灵活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转型并非易事，它需要资金，需要时间，更需要市场的配合。

轻资产转型，听起来高大上，实则也是无奈之举。万达商管想通过输出品牌、管理，摆脱对重资产的依赖。可转型哪是那么容易，需要资金支持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万达商管的380亿对赌协议，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这份协议，是万达在港股退市时与投资者签订的，它要求万达商管必须在2023年底前实现上市，否则就得掏天价赔偿。

这个协议，就像是给万达商管加了个倒计时，逼着他们必须快速行动，让万达商管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紧迫感。

面对这样的生死局，万达商管没有退缩的余地，只能迎难而上。但现实是，上市并非易事，万达商管需要大量资金来推动转型，同时也得应对日常运营的成本。

为了不被压垮，万达商管被迫忍痛割爱，开始了“瘦身”之路，把家底一点点变卖，换取宝贵的现金流，以求一线生机。

这笔对赌协议，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是万达商管转型的动力，也是巨大的压力。

它迫使万达商管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改变，必须迅速提升业绩，以满足上市的要求。

二

600亿“救命钱”悬而未决

万达商管的处境，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紧张而复杂。

为摆脱对赌协议的压力，万达商管只能硬着头皮和太盟等投资者坐上谈判桌，谈下了一份“以股权换资金”的协议。

这份协议的签订，原本是为了通过600亿资金的注入，缓解万达商管燃眉之急。

但现实，却远未如预期那般顺利。原定于二季度到账的600亿资金，至今尚未见到踪影。钱不到位，万达商管再多的计划，都是纸上谈兵。

更糟糕的是，万达商管所持的大连新达盟全部162亿股权，在6月底遭遇了今年的第四次冻结。

这对于一家年初刚刚成立、注册资本高达162.07亿的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大连新达盟的成立，是万达商管转型战略的关键一环，背后汇聚了太盟投资集团、阿布扎比投资局、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和中信资本等多方资本大佬的支持。

它们共同为万达提供了600亿的资金支持，这在当时被视为万达的“救命钱”。

在此背景下，太盟投资集团（PAG）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它不仅是万达商管的投资者之一，还成功吸引了两大中东财团加入，共同签署了600亿元的战略协议。

只不过，中东财团的投资态度，让人捏了一把汗。

虽然外界总觉得中东的资金雄厚，投资起来应该大手大脚，但实际上，他们对投资房地产市场非常谨慎，对项目的考量细致入微，不会轻易就下注。

太盟原本计划筹集的90亿美元，结果只完成了大约一半，也就是40亿美元。

这一结果表明，尽管太盟在地产投资领域经验丰富，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和投资者情绪下，筹资的难度仍然不容小觑。

为了规避资金风险，万达商管也不是没想办法，他们采取了将股权抵押给银行的措施，想着万一钱真到不了账，还有个退路，以备不时之需。

但即便如此，最关键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那笔至关重要的600亿资金，至今还在途中，尚未到账。

这一点从工商资料上也得到了反映，大连新达盟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名单依旧原封未动，万达商管仍旧牢牢控制着99.9%的股权。

至于这600亿的资金何时能到，现在谁也说不准，这让万达商管的处境更尴尬了

王健林虽然通过出售资产换得了一定的现金，但面对不断的压力和挑战，万达商管是否能够渡过难关，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市场中，万达商管的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

三

卖卖卖，万达的无奈之举

市场不相信眼泪，只看结果。

从万达电影到万达广场，再到北京总部大楼，王健林“卖卖卖”的脚步从未停歇。

这并非万达主动的选择，而是面对债务危机和现金流紧张的无奈之举。面对严峻的资金压力，万达商管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的资产出售措施。

去年下半年以来，万达商管已经累计出售了超过20座万达广场，其中包括位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优质项目。

4月份，万达商管更是宣布将从北京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中退出，新华保险和中金资本成为新的股东。

北京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万达总部所在地的开发商，这一举措在外界看来，无疑是万达在自救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牺牲。

万达广场，这些遍布全国的商业综合体，曾是万达商管的骄傲。

它们的出售，不仅影响了万达商管的资产规模，也触动了无数商户和合作伙伴的利益。每一次广场的易手，都是对万达品牌影响力的一次削弱。

而北京总部大楼的出售，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这座大楼，不仅是万达集团的神经中枢，也是王健林商业帝国的象征。它的出售，无疑是万达在财务压力下做出的艰难决定。

这些资产，曾是万达的骄傲，是万达版图扩张的见证。如今，它们变成了万达商管自救的筹码，变成了现金流的来源，正在被逐一摆上货架。

这种无奈之举，背后是万达商管面临的严峻现实：债务的重压、现金流的紧张、对赌协议的紧迫。

万达商管需要资金，需要时间，更需要市场的理解和支持。

这虽然可以降低企业的负债，但也意味着企业将失去对项目的控制权，盈利能力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600亿救急资金的迟到，股权冻结的枷锁，资产的连续出售，债务的重压，万达的自救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但正如那句歌词所唱，“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王健林的自救之路，不仅是对万达的救赎，更是对自我的超越。

万达的未来，是逆风飞翔，还是沉沦，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