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改革开放是对前30年的反动”

　　简易评论分析文章：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由中共党魁主持。从中共的表态看，它并不想在关键的方向问题上有任何改变。

　　会议发布的通稿中，第一段首先对“习近平党中央”进行吹捧。紧接着在第二段，则对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诸如“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等进行甩锅，笼统的将其称之为“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似乎这类问题无可避免，似乎中共对此毫无责任。

　　通稿声称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从中共的这一关键表态看，它并不想在方向问题上有任何改变。

　　其实，早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的宣传文章已经释放出清楚的信号。

　　例如，在7月初的一篇文章中，即引用了中共党魁2024年5月23日在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所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

　　这段话，足以促使对中共所谓“改革”抱有幻想的人们清醒。

　　杨继绳：墓碑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

　　在中共三中全会之前的6月23日，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的一场演讲曾引发人们关注。

　　首先，从姚洋对中共计划经济时代的评价，可以看出他的基本观点。他表示对中共党魁所说“前30年和后30年不能割裂开来看这句判断非常赞同”。

　　姚洋还说，“前30年有很多正面的东西，特别是完成了一场社会革命”。

　　这些话让人大跌眼镜。也让人想起前《炎黄春秋》总编辑杨继绳在其《墓碑》前言中的一段话。

　　杨继绳指出，“墓碑”包含四层意思，其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其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其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还有一层意思，杨继绳透露自己这本书写到一半时，他在医院体检中发现“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因此他“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他说，“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同样是面对中共所谓的“前30年”，杨继绳和姚洋的态度截然相反。

　　“改革开放”不是中共设计的！

　　姚洋的这场演讲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他没有像中共政治局开会一样，用大量的中共黑话遮人耳目。而是说的更加直白。

　　例如，姚洋在演讲中直言不讳的说，“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对前30年的反动”。不过，这也让人感到费解，既然这样，他为何还对中共党魁所说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大加赞同？

　　姚洋还说，“对于我来说，改革开放就是40年，2018年之后我们叫新时代，新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对改革开放的第二个20年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校正。”

　　“很多中层干部没有深刻领会”习思想，“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事实上他们还生活在80年代。”

　　“改革开放40年是个人主义的迸发，但是走到极右边去了，新时代要干什么？把它往回拉一拉，前40年、特别最后20年走到最右边去了。当然我们要...往左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增加集体主义的成分，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

　　姚洋这些话说出了中共所谓“全面深化改革”的部分内容，但绝非全部。因为中共在宣传中，明确强调“全面”二字，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往回拉一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共今天虽然依旧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其实与人们当年冒死冲开的这条路截然相反。

　　而曾经担任过赵紫阳秘书的鲍彤，在2018年曾说出“改革开放”的实质！“改革开放”绝不是中共设计的，而是在无数中国人为了生存的巨大洪流冲击下，中共失去了控制。

　　他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说，“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它本身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恰恰相反，是顶层失去了控制，”

　　“改革的主体是谁？不是党，改革的主体是中国人，...不愿意被一党领导捆住手脚的人。”

　　鲍彤还指出，11届3中全会本身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大家可以重新看看11届3中全会的公报，公报里根本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

　　他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刚回到北京的时候，1977年，已经没有一个私有制（单位），连修皮鞋、剃头都是国有的，一个剃头摊子，摆一个脸盆，都挂一面旗子，叫国营理发！后来为什么出现私有、出现个体、民营了呢？这些本身都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群众已经风起云涌地要活！要找出路。...这就出现了私有制，如果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经济，后来的改革，一个字都谈不上。所以我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的主体是谁？不是党，改革的主体是中国人，是中国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不愿意被一党领导捆住手脚的人。”

　　“后来把这些问题说成是：改革开放第一条经验就是加强党的领导，这很滑稽，是完全违反历史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