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钱本科生，扎堆工厂流水线

因为技术门槛低，面试通过率、入职率高，在职场上卷不动的本科生，一部分人开始走入工厂，解决金钱需求。从象牙塔到流水线上，不少人重新认识了生存和人性。

流水线，接纳需要钱的大学生

需要钱的时候，杨丽芬就会给工厂的领班发消息。

本科艺术教育专业毕业的杨丽芬，第一次进工厂是在2022年6月。她在流水线上工作了4个月，攒了两万余元，还清了上大学借的助学贷款。2023年3月，杨丽芬第二次进厂，她花8个月时间，攒了4万块钱，帮妈妈还清了外债。

这个夏天，杨丽芬又出现在流水线旁。今年，杨丽芬第三次求助领班，当天，她就得到了一份在流水线旁检测电路板的工作。她还是需要钱，但这次她不再为生存和债务，而是想去远方看看，打算在流水线上攒够买一辆二手摩托车的钱，去川西看雪。

杨丽芬来自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从小需要负担自己的学费、分担家里欠的外债和日常开销所需的钱款。

2022年，杨丽芬毕业于福建一所本科院校。按照学校的培养路径，毕业后她会进入中小学或艺术培训机构，从事艺术教育教学工作。

大四的时候，杨丽芬被安排到当地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有课的日子，杨丽芬5点半就要起来化妆，赶上6点的公交车才能到学校。上完一整天的课，她还要回去备课，经常要忙到晚上一两点。

当地学校给杨丽芬提供的薪资待遇是每月3800元，无餐补和房补。对于身上还有助学贷款、家中还有外债要还的杨丽芬来说，这样的收入难解燃眉之急。工作挤占了她所有的时间，她也没有空间再有其它外快收入。某种程度上，流水线工人这份工作，比机构教师更符合杨丽芬的需求。“除去吃、住的开销，基本可以赚多少存多少。”杨丽芬说。

工厂车间也是座不夜城。因为担心电路板和显示屏等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沾染浮尘，小500平方米的车间内不设窗户，没有自然通风，LED灯24小时亮着为车间提供照明，也封存了昼夜。

上班时间是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半，中间有2个小时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有时候遇上急货，杨丽芬需要两班转（即12小时白班加12小时夜班），之后才能休息。

在流水线上，杨丽芬负责电路板检测。这份工作不需要太多思考。杨丽芬不懂得电路，工作时只需要辅助仪器，将不到巴掌大小的电路板放到仪器制定的位置，仪器会扫描电路板，出现短路、断电现象，仪器发出提示，杨丽芬将发现问题的地方标注出来即可。

一天下来，杨丽芬能看500个板。

杨丽芬不喜欢车间里的杂音。工厂内，时不时就有仪器重压的咔嚓声和电流发出嗞嗞的声响，像是重金属音乐混着飞机引擎发动的声音。为了让工人工作时更有精神，工厂在车间内准备了准备了两台音响，工人们自己可以连蓝牙播放音乐。但杨丽芬只觉得吵闹。

像杨丽芬一样进入工厂的本科生并不少，其中不乏211等高校的本科生。一位211高校的本科生有些懊恼，他暑期到工厂找工作时，被承诺在苏州为他安排工作的招工中介，安排到了上海工作。不过，他还是决定忍一忍，毕竟他只会在暑期短暂在工厂流水线停留。

根据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发布的数据，2024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79万人，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大专及以上的人员有692万人，占到了总体的44%，10年前这一比例为34%。

23岁的陈一凡这个夏天在广东东莞的流水线旁有了一席之地。她是湖南一所本科院校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过去一年，她参加了两次公务员考试，连续落榜。毕业后，她在专业老师介绍下面试过一份机构老师的工作，可惜后来没有回音，面试官只说“我们会尽量给你工作的机会”，之后便不了了之。

一时间找不到工作，陈一凡却需要用钱。陈一凡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四年的学费都是靠助学贷款坚持下来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稳定收入，家里还有一位弟弟正在上学，陈一凡没有收入，但也没好意思向父母开口拿钱。最后，还是靠在工厂打拼多年的堂舅，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她在流水线旁找了一份检查手机膜的工作。

为了赚下学期的生活费，大二学生蓝嘉莹和朋友黄晓婷决定到工厂去做暑假工。她们联系了广东番禺当地一位用工中介，对方要求他们带好身份证和行李，7月21日上午11点到工厂区面试。

为了留下好印象，蓝嘉莹和黄晓婷9点就到了。这是她们第一次到工厂打工。一开始，蓝嘉莹和黄晓婷做的是学校的勤工俭学——招生助理，每天向合适的高考考生和家长推荐她们的学校，朝九晚五，一天50块钱。除去日常开销，蓝嘉莹和黄晓婷一天下来最多能剩10块钱。

偶然的机会，蓝嘉莹和黄晓婷听说工厂包吃包住，时薪20元到30元不等，可以赚多少可以存多少。正式到工厂面试前，她们上网搜索到工厂打工的经验，发现网络上已经有各类暑期工的劝退帖，从环境到人，到工作条件，各方面都有不进入人意的地方。但因为门槛低、时薪高的诱惑，她们决定还是试一试。

进入广州番禺的集中工厂区，随处可见招工广告和空置的店铺。星罗棋布的电子厂、玩具厂、鞋厂见缝插针地坐落在工业园区的各个角落。一群人扎堆在工厂门口的树荫下，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旁边带着他们的行李箱或红蓝编制袋，等待被中介录走。

“蓝嘉莹、黄晓婷。”中介拿着名单喊人，出于大学课堂上点名养成的习惯，蓝嘉莹和黄晓婷同时喊了一声“到”。

集齐七、八人之后，蓝嘉莹和黄晓婷被被中介带进了工厂园区一间废弃的车间，墙壁上布满霉斑，深绿色的地板上还留有大型机器压褶出的凹槽。墙上挂着醒目的“禁止拍照和摄像”标识和员工守则规范。

屋里已经等着6、70号人，大多是外地的中年男性。广东36度往上的高温，让原本没有空调的厂房更加闷热，衬得一些袒胸露乳的中年男性，更让人避之不及。

蓝嘉莹、黄晓婷领到了报名表。中介嘱咐她们，只需要填基本信息，再在承诺书上签字，不需要特地填写履历表上的最高学历。因为害怕被骚扰，两人在婚姻状况上特地填写了“已婚”。

在工厂区，戴眼镜的人是惹眼的。招工时遇到戴眼镜的，中介都会仔细询问视力情况，评估会否影响正常工作。在工厂的流水线旁，渊博的学识比不上强壮的体魄实用。只有身体情况过关的人才会被留用。为此，黄晓婷庆幸，自己当天戴了隐形眼镜。

偏离的轨迹

在流水线旁，学历高有时候反而是劣势。杨丽芬因为是本科生，吃过几次闭门羹。2022年3月，她参加一家手机制造业工厂的面试。过程中，她主动提及自己是本科生，面试官听了，摆摆手告诉她：不要本科生。这样的情况先后发生了四次。

背后的原因令人唏嘘，一位负责为工厂招工的中介告诉杨丽芬，工厂之所以不愿意招高学历员工，是因为聘用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成本太大。在工厂区，一些单位强制规定要给学历本科以上的员工缴纳五险一金，而学历大专及以下的员工，不仅工厂不会强制缴纳五险一金，还有人会主动提及不需要工厂缴纳五险一金，希望工厂省下这笔钱后，把其中一部分作为薪酬发到手里。

有了这些经历，杨丽芬很感谢现在这家工厂，不仅给了她工作的机会，还因为学历给她加了工资。丽芬所在的工厂，大专以上的学历，属于高级技术员一等，本科以上学历，属于高等技术员二等。等级不同，底薪不同。每个月，杨丽芬可以多领到400元左右的底薪和750元的学历补贴。

一次，同流水线上的一位女工从另一位女工打听到杨丽芬的工资条，跑去质问领班：“同样的工作，凭什么她比我们高1000多块钱？”

“人家是本科，你也去考个本科。”女工闭嘴了，但从此没有给杨丽芬任何好眼色。

杨丽芬没有遮掩自己大学毕业后进了工厂工作这件事。但是，因为这件事，她没有少遭家里亲戚的白眼。亲戚们会嫌弃杨丽芬糟蹋钱，说一些“本来就是贷款读的大学，现在读完还不如不读”之类的话。

不似杨丽芬般坦然，陈一凡知道，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是一条违背了家人和自己原本预期的道路，她还没准备好告诉家人。

上流水线前，需要上交手机。好几次，陈一凡漏接了爸妈打来的电话。他们不知道陈一凡进了工厂，陈一凡告诉她们在堂舅介绍下找了份好工作。

回拨电话后，陈一凡只对他们解释：这边的工作比较忙，以后要下班时间才能给他们回电话。

不识字的爸妈信以为真，嘱咐陈一凡好好干，别辜负堂舅找的关系。陈一凡不敢告诉爸妈，这里的工作不如在家种田自在，更不是“好好干”就可以的。在这里，目之所及只能看到无尘服套下抽象的轮廓，在一排排冰冷的LDE灯下按部就班地检测手机膜的表面光洁度、划痕和气泡数量。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让陈一凡时不时有呕吐感。

陈一凡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天，她的父亲一边摩挲着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一边不断重复着：“出息了，出息了，老陈家也有大学生了。”他庆幸着家里终于出了个不用看天吃饭的。

往上两代，陈家人都是农民。两头黄牛和租来的三亩地，就是一家人全部的生产资料。靠耕作吃饭，不仅辛苦，更是百般不由人。收成好坏依赖天意，遇到极端天气的年景，避免不了广种薄收。这时候，家里的餐桌上只有糍粑，蒸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再后来，陈一凡一听到饭是糍粑，就偷偷跑去外面摘野果充饥。

那时候，无论是陈一凡本人还是她的父母，都没有想到，四年后陈一凡会成为一名流水线旁的工人，她的工作，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也能完成。

毕业的时候，有老同学过来问陈一凡毕业后去哪里高就，陈一凡半开玩笑地回答：“在工厂里拧螺丝呢。”老同学笑起来了：“去工厂还不如在家躺平。”后来进了工厂，陈一凡与老师、同学就少有联系了。

同宿舍的同学还关心她的状况，大家都是连续考公等待上岸的人，得知陈一凡要去工厂的时候，大家都鼓励她：就当作先去工厂区帮大家开路。

学校的同学群里，经常有人吐槽自己的老板无情压榨员工。陈一凡很羡慕，觉得自己也应该是其中的一员，而不是在厂里，干活能有把椅子坐，都需要靠人情。

按照陈一凡的规划，自己应该在政府部门或企业单位干文员，每日置身于窗明几净的办公环境，指尖轻敲键盘，处理着各类文档，闲暇时间，与同事一起交流工作心得或生活琐事。而不是在噪杂的背景音下，听着同事聊着男人和孩子。

生存之道

对大学生来说，工厂区的生存之道是一门功课。

在流水线旁，陈一凡分到了一把塑料凳子，累了可以坐会儿。它是广东当地最质朴的款式，没有任何扶手、靠背的地方。在流水线旁，它却暗示着某种特殊。换作平常，这是在厂里工作一年以上的“哥” “姐”才能享有的待遇。靠着堂舅在工厂里的关系，陈一凡也拥有了一把暗示身份的胶凳。

因为这把胶凳，陈一凡在厂里享受到了不少特殊照顾。临近下班，有些手机膜还没检查完，总有同事过来帮忙。食堂去晚了，还有同事帮忙带饭到宿舍。还有同事为她传授厂内心得：领导很喜欢被人尊重，来视察的时候必须站在流水线旁。

陈一凡觉得自己很割裂。她痛恨充满人情世故的世界，但在当下，她必须留在这里，就得与之共处。那把塑料凳子，让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陈一凡欣喜地期盼过，可以离开人情社会，进入人人讲契约精神的圈层。

过去，在农村，陈一凡的家人没有少吃这方面的亏。他们家的田，被村里的一户人家占了四分地，种了棕榈树苗。家中的长辈去村里说理，可是，因为对方有一位表亲在村委会工作，陈一凡家在这件事上最终还是吃了哑巴亏，如今，田还没收回来，种着棕榈树。

那把塑料凳，让陈一凡想到在村里遭遇的种种。一方面她看不上这里的人情世故，另一方面她又无法挤进她想象中，大学毕业后应该进入的轨道。

工厂区的水，比蓝嘉莹和黄晓婷想象的更深。

面试后，中介用十分钟开了简单的培训会，讲劳动纪律和福利待遇。中介提到最多的词是“奖励”，强调暑期工与正式工同工同酬，每个月有400块钱的饭补，干满3到4个月就属于长工，可以得到额外的奖励。

直到这时，中介才透露，大伙儿要去的工厂在35公里外的南沙，不在番禺本地。

得知工作地点和承诺的不同，蓝嘉莹询问中介表示疑议：“老师，我们不是在番禺吗？”

中介愣了一下，看到蓝嘉莹学院风短裙的装扮，摆摆手示意蓝嘉莹跟着大部队往下走：“走走，听安排，你不干明天有的是人来干。”或许在工厂区，不能把口头的契约当回事。

蓝嘉莹有些迟疑，但也没有立刻走人。她在微信上和朋友设置了暗号，一旦有突然情况就叫对方“铁子”。黄晓婷觉得没什么事情，“这么多人都在，不会只骗我们两个吧。” 

后来的过程曲折。她们上了大巴，在路上发现车并未往南沙开。于是询问司机，得知时南沙的工厂招满了，中介让司机带她们去东莞的一个工厂，“反正距离都差不多”。但最终，她们被送到了深圳一家知名工厂。

一路紧张，下车时蓝嘉莹稍微松了口气——好歹是个工厂。

两个人被分配到一间10间女工宿舍。当她们搬着行李爬上宿舍楼，出现在宿舍门口时，住在宿舍里的8位长期工人就用露骨的眼光针对蓝嘉莹和黄晓婷每一个动作，“你们的行李不能放这里” “我们这个宿舍只能住八个人，多一个人都很挤。” 

蓝嘉莹往宿舍里一看，两张床上堆满了其他人的衣物，看起来是被“征用”了。只能住8人明显是说谎，但对方看起来不在乎，只是摆明态度：大伙儿不让她们俩住这儿。

两人决定服软，跟女工们解释：自己只是暑假工，不会占用太长时间。但女工还是继续为难她们：住不了，自己想办法去。

蓝嘉莹在那一刻感受到工厂区有一股原始的野蛮，多年教育所形成的文明、包容、理解在20平方米的宿舍中并不通用。尴尬的气氛和无效的沟通，让蓝嘉莹和黄晓婷不敢想象最后进入工厂的样子。她们最终决定拿起行李，在外面住酒店凑合一晚，第二天回广州。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杨丽芬坦言，很可能在30岁之前，需要用钱的时候，她就会回到流水线旁工作。

对于杨丽芬来说，相比一些过往赚钱的经历，比如广西山下种植棕榈树，工厂包吃包住的八小时坐班，简直是人间天堂，厂内有空调，可以玩手机，还有相对可口的食堂饭菜，晚上回寝室还可以安稳睡一觉。

2023年4月，杨丽芬陪妈妈在广西一个边远的村庄种植棕榈树，这里没有信号，没有电，睡觉的帐篷也需要自己搭，需要加热的食物需要自己取火。杨丽芬感觉自己活得像原始野人，“就差生啃肉了”。

她也有想过流水线上以外的行当，有时候她随大流考公、考编，有时候她也会想当一个作家，或者攒够了钱去摆摊。但现实总有超越她理想需要完成的事情。

因为是本科生，厂里的领班时不时就问杨丽芬，想不想升管理层，干活更轻松，工资也更高。

不过，杨丽芬拒绝了。她觉得，如果真的当了领班，被永久焊在流水线上的概率更大了。她并不想在这里永远地定下来。

 *应讲述者要求，陈一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