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李强开出新药方 调理中国经济

中国总理李强此前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称，正借鉴中医中的固本培元理念精准调理经济。中国经济持续走软之际，李强又表示要花大力气促进消费。但是，专家表示刺激很难有效。

李强开药方刺激消费

自北京当局从2023年的年初结束了“清零”防疫政策之后，官方一直期待经济复苏会导致出现“报复性”消费。但是，在三年“清零”中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中国经济出现了罕见的并发症，长期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大引擎”—-房地产业、出口和投资一一熄火，中国经济陷入了全面低迷。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当局仍将2024年经济目标制定为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总理李强8月16日在主持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时重申，要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大力提振经济，并将重点刺激消费。

面对中国经济持续疲软，李强提出新的政策措施，强调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等。还将研究提高农村和城市地区家庭收入的措施，并将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提供适当的支持。

李强强调，要“下大力气”增强中国经济的持续回升；要“更加有力扩大内需，以提振消费为重点”；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鼓励地方立足特色打造优势产业”。

李强表示要花大力气促进消费。（图片来源：FABRICE COFFRINI/Getty Images）

李强还承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好“重点群体稳就业”工作，并研究制定“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政策举措；同时，要“提高政府工作法治化水平”，着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等。

此前在6月25日，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特别致辞。解释关于中国如何平衡短期的刺激需求，以及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消费不振等长期挑战的问题。并表示北京当局正借鉴中医中的固本培元理念，精准调理经济，改善中国经济的基础。

李强说，最根本的还是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治标与治本的关系。

李强以中医的固本培元概念介绍说，经过疫情几年的冲击，经济就像一个人大病初愈，“按照中医理论，这个时候是不能下猛药的，应该精准调理、慢慢调理，使它的基础逐步得到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李强称要“调理”中国经济“不能下猛药”的言论不仅官媒未见引述，而且遭全网下架。目前以“李强 下猛药”等关键字在百度搜寻，只能看见一篇中国大陆媒体报道提到简略的一句话。

专家分析：难挽经济困局 刺激难见效

北京当局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为推动经济增长推出了许多刺激消费的措施，从取消各种购房限制到提供低利率房屋贷款，从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到提供电动汽车优惠，可以说是动了不少脑筋。在7月份，中国财政部宣布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以及支持地方政府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以刺激消费支出。

但是，以上措施迄今为止并未出现预期的效果。

美国之音8月17日的报道指出，习惯了“供应端”思维的官僚体系始终不肯直面消费疲软的主要原因，不是消费者不肯花钱，而是他们顾虑太多，生活太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不是如何“刺激”，而应当改变消费在宏观经济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黄益平最近在一次公开演说中呼吁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理念，敦促北京加强刺激消费力度，甚至要求政府直接向民众发钱。

黄益平指出，政府过去几十年的宏观政策都是以雷厉风行、立竿见影著称，但是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力度偏小，“这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

黄益平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面临较为严峻的过剩产能挑战，进一步的刺激政策很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的矛盾。

他建议政府，短期的政策方向应把追求温和通胀的重要性提高到与追求中速经济增长同样的地位，设定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长区间（2%至3%），明确政策目标。他还呼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尽快落实已经安排好的财政开支，其中包括“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和“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据自由亚洲电台8月16日报道，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认为，从李强在会议上的言论来看：“是向市场释放一种积极的信号，例如提高法制、扩大对外开放，解决大家一些担忧的问题。但是还要观察它下一步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他强调，如果不能与改善对外关系相结合，单纯的经济措施很难扭转经济的困局。

旅美财经评论人士王剑认为，中国经济无法增长的原因是由于其结构已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衰退的原因是由于房价下跌，所有的人都在赔钱，老百姓的钱都在还贷。资产负债表衰退就不是一年半载的问题，它会持续很长时间。”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8月15日撰文“当前经济运行的明线与暗线”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供需失衡，继而导致经济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的背离、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居民和企业对经济恢复的获得感不强，拖累预期和信心、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提振。

文章认为，经济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物价下行压力仍存，要从体制机制（改变重供给轻需求的制度障碍，生产地征税原则转为消费地征税、从建设财政和吃饭财政转为民生财政、农民工市民化、推动转移支付随人走、不再以高昂住宅用地弥补低价工业用地）解决供需失衡，而非简单采取供给侧去供给或者需求侧扩大需求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