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言获罪”被赶出中国 他感叹：一切都变了

　　杜本：当我去中国时，特别是最近几年，我的朋友和家人有时会问，你确定吗？确定要这样做？你不担心会出什么事吗？我总是说，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会被赶出这个国家。

　　如今，这件事果然发生了。

　　从中国的座上宾到被踢出中国，对于在吉林大学任教九年的德国人杜本（Björn Alexander Düben）来说，一切来得很突然。

　　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斗争

　　这场风波的导火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2024年5月初，杜本收到美国之音驻欧洲特约记者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请他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访欧洲发表评论。

　　7日，他从长春回复了这封电子邮件。11日，报道在美国之音网站上刊出。 然后，他的麻烦就来了。

　　杜本：美国之音报道发表的第二天，我当时在北京，我接到学院老师发来的信息。他们说，有人通知他们有这样一篇报道。他们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美国之音是怎么联系上我的。在那一刻，我就预见到可能会有后果。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没想到这个后果会来得这么突然，这么严重。

　　杜本至今不知道，究竟是他的哪句话触动了中国当局的神经。这篇名为《习近平访欧结束成果几何？》的报道引述他的话说， “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也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他还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失败的项目”。

　　在杜本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出格言论。

　　杜本：我经常发表批评性言论，或者可以被解读为针对不同政府的批评言论，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政府的。我并不觉得这次发表的评论比以往更严厉。

　　但显然，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里，他的这番言行是不被容忍的。

　　杜本：当我第一次被告知必须结束吉林大学的工作，必须离开中国时，是一位同事向我传达的这个消息。

　　他们派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同事来当信使，告诉我这个决定。他看起来很不自在，但是不得不执行这个任务。

　　他说，他不能告诉我具体原因，但是这与我的学院、我们系的老师无关。这也不是吉林大学的决定，而是更高级别的部门决定的。

　　我的同事告诉我，理论上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写一封辞职信，要么可能要走一种很不愉快的程序——涉及到某种形式的纪律听证、纪律委员会。老实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选择。

　　半小时后，学院党委书记和一名行政人员找到他，向他确认了这个决定。

　　杜本：他们说，我们没办法，吉林大学也没办法。这不是学校的决定，而是由更高层决定的。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在推卸责任，但我觉得不像，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非常确定的是，不管法律怎么规定，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打赢这场斗争。所以实际上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交出辞呈。他们想让我赶紧交出来。他们说，你能不能今天就交？我推到了第二天。

　　杜本不想辞职，可是他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和当局找麻烦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

　　杜本：在这样一个体制里，没人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我只知道，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我的处境。他们已经做了明确的决定——我必须离开。

　　杜本持有中国政府为高级外籍人员颁发的“中国人才签证”（R-签证），有效期至2033年。但是校方告诉他，他必须在5月30前离开中国，没有商量的余地。

　　交上辞呈后，上级领导没有再和他联络，自然也没有为他举行任何送别仪式，杜本九年的中国教书生涯就这么被画上了句点。

　　美国之音向吉林大学相关部门提出评论请求，但截至本期节目制作完成前未得到任何回复。

　　在共产党手下，风险永远存在

　　再次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是杜本告别中国一个月，回到故乡德国后。他也清楚，相比其他在中国因言获罪的人，自己已经足够幸运。

　　杜本：我是德国人这件事本身就有帮助，考虑到中国还是非常希望和德国保持积极的关系。如果你是华裔，你的风险会更高。即使你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中国当局仍然可能对你另眼相看。我们知道很多持外国护照的华裔被逮捕的案例，甚至有时会把他们拘留很长时间。

　　最终，我能够从这场风波中全身而退，我知道这是一种巨大的特权。我的中国同事却没有这种特权。如果他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会失去工作，甚至可能会更糟。

　　被迫离开中国这件事并非完全出乎杜本的意料。作为一名政策分析学者，他相当清楚在共产党手下工作的风险。

　　杜本：我一直都清楚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一直在写文章，以某种形式批评中国的政策。这种事情在中国永远都可能会有后果。

　　被迫结束工作，离开中国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惊讶。我所惊讶的是，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突然，如此冲动。

　　我想如果我处在中国当局的位置上，我会用更加优雅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而不是就这么突然地取消我的课程，让包括我的学生在内的所有人都看到，我因为几天前的一篇报道被开除了。

　　这种行为看起来出奇的莽撞，也很不专业。当然，我还是感到难过，因为我必须离开中国，而且很可能是永久地离开。

　　中国是民主国家吗？

　　杜本1982年生于德国，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

　　他曾在欧洲多个非政府组织工作、执教于英国的大学，也在北京大学做过访问学者。2015年，吉林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所的一纸聘书让他搬到长春。

　　杜本：我长期以来一直研究中俄关系。过去，我对两国关系中俄罗斯这一方比较熟悉。 对我来说，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同样至关重要。中国正越发影响着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是人们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少得惊人。

　　原本，杜本没打算在中国呆那么久，但他喜欢他的工作，也很喜欢他的中国学生。

　　杜本：我的中国学生们大都热衷于学业，他们充满好奇心，当然也非常勤奋。他们还很有礼貌。

　　这些学生也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被禁锢在封闭的防火长城内，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杜本：他们经常使用VPN，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学生都会这样做。但是每当我问起时，他们都会说，对啊，我们知道怎么用。

　　我记得有一位学生，我认识她好几年了，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对外界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她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说天安门事件时，她有多么震惊。

　　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打破中国学生的信息茧房，也让杜本颇有成就感。在吉林大学，他开创了一种讲座和研讨并行的互动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们参与讨论，尽情发问。但有时，这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尴尬局面。

　　杜本：比如有的学生会问，中国是民主国家吗？这当然就变得有点棘手。你要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同时又不会引起周围人的警觉。

　　记者：你会怎么回答呢？

　　杜本：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一般会这样回答：democracy这个词的中文怎么说？民主，对吧。我会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没办法准确评估中国是不是民主，因为我不了解这个词汇的全部背景。但是如果我们讨论是英语语境下的民主，这个词有非常具体的含义。如果我们用这个含义去衡量的话，它不适用于中国。

　　这个问题在课堂上出现过几次。我自己不会主动提起，但是如果被问起，我一般会用这样的方式回答。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过去了。

　　我必须说，学生们本身也相当聪明。他们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敏感性，知道最好不要经常挑起这些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的讨论。

　　不赞美就是潜在的颠覆

　　杜本在中国工作、生活的九年，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加速集权的九年。中国进入空前打压言论自由，大肆宣扬个人崇拜的“习时代”。

　　杜本：我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事，他们被中国安全部门传唤、盘问，要他们交代正在从事的工作，发表的东西。我没遇到这种情况，但我当然知道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

　　我觉得他们在课堂上讲的东西肯定会引起当局注意。老实说，我的学生中间就有共产党员，或是渴望加入共产党的人。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和他们说，如果听到什么有问题的言论，你们应该汇报。

　　我想每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我可能比别人更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在大学教授国际政治，我自然一直都很注意自己在课堂上、会议上的发言。

　　言论审查的对象当然不止是老师，也包括学生们自己。

　　杜本：学生们在确定毕业论文题目时，很多时候，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做研究，然后突然被告知，不行，你不准研究这个题目。 后来我去找过学院的老师。我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规矩定得更明确些吗？到底哪些题目是他们不能碰的？这样他们不至于浪费时间。但是没用，从来没有任何规定。

　　杜本说，中国像是一个黑盒子，没人真正知道红线在哪里。你只能去猜、去摸索，一切都是隐晦的、不可名状的。

　　杜本：至于红线，它们似乎总是转瞬即逝，始终在变化中。这些年来，红线肯定是收得更紧了，但是人们很难预料，哪些话能说，哪些又会给你惹上麻烦。 当然，新疆问题是一个很明显的禁忌。

　　我也清楚地记得，2017年中共19大以后，当习近平的任期限制显然要被取消时，那时候人们有很多窃窃私语。 你可以在学术界听到人们有不满，有担忧，学生们也是如此。但是人们当然意识到这是不能公开讨论的问题。 在那之后，言论限制变得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红线到底在哪里，不过俄乌战争爆发后，这显然也被看作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在中国，杜本接触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中国学者。有些人百分百忠于党的路线，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也有些人私下里会批评当局的政策，对中国的前景表达忧虑。 但是到了公开场合，你永远只能听到一种声音。

　　杜本：并没有一套明确的指令规定你不能批评领导人之类的，但是从出版物和学术会议上人们的发言来看，我的感觉是，无论过去曾有过什么样的批评声音，哪怕是温和的批评，现在都不复存在了。

　　有些十年前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如今也会引发人们的担忧。大家不知道这些话今天还能不能说。

　　杜本意识到，当下中国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任何不是直接的赞美，都可能被看作潜在的颠覆。

　　杜本：从来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说，你必须歌颂领导人。 当然，有那么几次，有人试图试探我说，你难道不想给《环球时报》写点东西吗？ 我婉言谢绝了。

　　疫情之后一切都变了

　　在中国生活的近十年里，杜本也目睹了这个国家其它领域的诸多变化。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但是让他感受更为深刻的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监控日渐加强。

　　杜本：中国是一个非常专制的体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这种专制通常不会有太强烈的感觉。当局对社会有很多监控、管制。但说到实质上的压迫，他们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精准的手段 。

　　新冠疫情疫情期间，杜本被强制隔离了四周时间。他也和其他中国人一道，经历了日复一日的核酸检测和各种人身限制。令他忧虑的是，很多令人窒息的管控措施再也没有取消。

　　杜本： 如果我想从长春去北京，过去我只要用护照买票就好了。现在这一路上，你的护照会被检查很多次。在北京坐地铁时，突然之间你也得出示护照才能买票了，过去不是这样的。更别提所有的电子支付都会被追踪；即使走进校园也要经过面部识别……

　　这些都让我不再抱有幻想。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控制。当然对于中国公民来说，他们可能不会觉得那么不爽，很多事情他们都可以便捷地、毫不费力地完成。但是对我而言，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变化。

　　在中国生活的最后几年中，从他的中国学生们身上，杜本也能察觉到失望的情绪。

　　杜本：我的感觉是，这种变化发生在疫情暴发后。当然在那之后，所有的事都变了。 学生们开始变得不那么乐观，不那么理想主义。经济环境明显变得更差了，职业前景也没有以前光明。 这是每一个学生都会担忧的问题。我们没法苛责他们，就业肯定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2023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1.3%。今年，中国又有1179万应届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中国智联招聘平台5月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他们中一半以上工作没有着落。

　　杜本的不少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学西方。对于这些学生能够学成归来，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并不乐观。

　　杜本：我相信他们会努力，也相信他们中很多人有能力在一些微小的方面做出改变，但是他们的对手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权。让我很担心的是，这个系统会变得越发复杂，越发具有压迫性，越发微观控制民众的生活。

　　我真地非常希望这些学生、其他中国人，各地的机构、大学能让中国变成更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现实地看待他们面临的挑战。随着时间推移，一切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希望我能说出一些振奋人心的话，但恐怕我的印象就是如此。

　　“朝鲜化”的中国还有回头路吗？

　　作为中俄关系学者，杜本过去也曾去俄罗斯调研，如今他不想再踏足那里。眼下，通往中国的桥梁也被截段。在他看来，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变成越来越趋同的两个国家。

　　杜本：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专制的国家。但是一度，中国似乎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权力交接和权力分配方面更多呈现出一种集体领导，而不是只关注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非典型的专制政权。

　　当然，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如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从2017年以来，原有的制度、任期限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统统不见了。 中国已经暴露出自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专制体制，做的也都是专制体制做的事。

　　比如，两个国家都注重一人独大的领导人。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需要从普京身上找寻灵感，也许有这个因素。他们二人过从甚密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另一个正在引发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和俄罗斯是不是正在“朝鲜化”？两国是否会照搬朝鲜那样极端闭关锁国、专制集权的政策？

　　杜本：俄罗斯人肯定在谈论这一点。我想一些中国人也在低声讨论这个话题，特别是2017年以后。

　　中国和朝鲜一直都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政治结构等方面。俄罗斯离（朝鲜）更远一些。但是我认为，俄罗斯现在已经超越了中国，离朝鲜更近，更接近朝鲜式的体系。中国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

　　不过，我们也不要夸大其词。这中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不是因为中国的压迫程度不够严重，而是因为朝鲜是个非常极端的独裁政权。没有任何国家能比它更加专制独裁。 所以这中间还是很大的距离，但是中国在政治上正在朝着这个方向移动，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习近平上台以来施行的铁腕统治让越来越多人开始用 “西朝鲜”、”大号朝鲜”讥讽中国在经济、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倒退。中国会沿着“朝鲜化”的道路一路狂奔下去吗？还会出现转变的契机吗？

　　杜本：契机还是有的，问题是这个契机有多大。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

　　真正可能带来变化的就是，如果中国在经济上遇到越来越多困难，而且必须是非常严重的困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在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5% 或 4% 以下，人们就会要求变革。我觉得不会，这不是由简单的数学公式决定的。

　　但是杜本同时指出，人们也不必彻底悲观，中国还有另一个改变的契机，这种改变来自于中共内部。

　　杜本：关键的一点是，习近平创造的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本人。这就意味着，这个政治体系的命运和这位领导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领导人出了什么事，这当然很可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动荡。中国人现在喜欢把类不测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 “黑天鹅事件” 这个术语在当下的中国政治圈非常流行。

　　这位德国学者说，“黑天鹅事件”总有发生的可能，有时这种改变可能会迅猛到来，出乎所有人意料。

　　但是，中国的信息匮乏、政治不透明让人们很难预测这个国家正在驶向何方。眼下，世界不得不继续设法与这样一个压迫性政权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