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禹到习近平，中国是一个神话的国度

余杰评论文章：让台湾免于水患的，不是大禹，而是美国的现代化水利技术

日前，有台湾家长跟就读名校的小孩聊起大禹治水，已读到高中的孩子没有听过大禹。这位家长就质疑说，学生对中国历史这样无知，是不是由于课纲太过“去中国化”？

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如获至宝，彷佛捡到了攻击台独的炮弹，立即高调谴责说：此事件表示台湾推行“毒课纲”，正在让台湾青少年逐步远离中华文化根基。她还表示，盼台湾同胞赴大禹故里了解大禹治水的故事。

一九零九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于发表了《中国古传说之研究》，提出名噪一时的“尧舜禹抹杀论”：“尧舜禹乃儒教传说，三皇五帝乃《易》及老庄派之传说，而后者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其根据。故尧、舜、禹乃表现统领中国上层社会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帝则主要表现统领民间思想之道教崇拜。”

一九二三年，历史学家、古史辨派领军人物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对古史关于大禹的记载做出质疑和否定。顾颉刚对于大禹的否定，是他所构建的“层累地构成的中国古史”理论观点中的关键环节。他认为，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但考察《说文》，禹的意思是“虫也；从内，象形”，而内的意思是“兽足蹂地也”。他由此推论说：“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这就是“禹是一条虫”的说法的来源。华夏集团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将四夷直接视为禽兽，却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原来是一条虫，真是太具讽刺意味了。

传说中的大禹当然没有解决中国的水患，更不可能跨海过来帮助台湾。台湾过去也是水患等自然灾害严重之地，让台湾免于水患的，不是子虚乌有的大禹和同样子虚乌有的大禹的治水方法，而是美国的现代化水利技术。台湾历史学者林炜舒耗时十余年，从数百万页史料爬梳解读，撰写了《一九一一，台北全灭》一书。他指出，一百多年前，台北曾是一座苦于水患肆虐的城市，每逢台风季节，洪流四溢一再上演。台北史上最悲惨的灾难出现在一九一一年八、九月之交，两个强烈台风南北夹击，带来末日般的洪水，台湾总督府的报告数据甚至使用了“台北全灭”之词。

这场辛亥大洪灾成为台北市的现代化与台湾百年治水事业的起点。林炜舒在书中披露，从一九零八年开始，台湾的水利事业就是以美国作为学习的目标，之后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赴美考察，陆续引进了美国水利事业发明的波特兰水泥、钢骨混凝土、数也数不清的工程机具，花了数十年时光，将美国的技术不断的引进，才造就了台湾水利工程的全面现代化，为台湾带来“东亚第一座重力拱坝”及当时“东亚最长的隧道和导水路”等重大水利建设成就。

林炜舒在脸书上发文指出，他“从台湾的水利史切入，与余杰老师从英美现代化路径及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切入，两者的着手点不同，但是结论是一致的：只有全盘学习美国，才能走向真正的富强，再走中国千百年专制苛政的老路，只是注定要不断陷入贫苦不堪的轮回而已！”他呼吁说：今天我们要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必须从社会思想、政治制度、学术教育等等等等，数也数不清的各个方面，彻底抛弃“秦制”的专制苛政和落伍至极的烂爆了的五权宪法，全面学习美国，才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

一言以蔽之，台湾人不需要知道大禹是谁，大禹不过是孙悟空和猪八戒之流；台湾需要像明治维新时代“脱亚入欧”的日本那样，勇敢地“脱亚（华）入美”，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海洋国家。

既然习近平比大禹还要了得，为什么中国年年都遇上“百年一遇”的水灾？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八日，中国水利部组织编写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全国发行。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确立了国家‘江河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做好治水工作、做好什么样的治水工作、怎样做好治水工作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为新时代治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为治水专家的习近平又脱颖而出。暴君之为暴君，溜须拍马者必然将其塑造成全知全能的、百科全书式的伟人。学者冯客指出：“独裁者必须向他的人民灌输恐惧，如果他能迫使人民称赞他，他可能会生存得更久。”如果习近平真的是超越大禹的治水专家，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宛如百战不殆的《葵花宝典》，那么中国应该可以告别水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然而，就在此书出版的次年，中国再次发生“百年一遇”的水灾——年年都是“百年一遇”，在中国，“百年一遇”宛如乔治·奥韦尔所说的“新语”，用于欺骗和洗脑。

据中国官方发布，二零二四年夏，中国各地洪灾继续频频发生，因洪水与大雨受灾的人数达两千多万人。继广东梅州以及广西桂林之后，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湖南的洞庭湖发生溃堤，导致重大的经济与财产损失。

过去，中共领导人即便是作秀，也会出现在抗洪前线，在暴风骤雨中视察灾情，以显示其亲民姿态。但习近平掌权以来，从来没有去灾害现场作秀，只是遥遥发表“英明指示”，他对民众的蔑视程度堪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有网民编制了一首“习主席！你在哪里？”的歌曲贴上社媒X平台：“习主席，我们的好主席，你在哪里啊？山谷回音：他刚离去，非洲相隔千万里，他要赶去大撒币。海浪声声：他刚离去，你不见那北戴河的沙滩上，还印着他嬉水漫步的脚印。我们找遍整个世界，啊，习主席，你不在人民需要的每一个地方，灾难现场，从来见不到你的踪影！你永远居住在人民看不到的地方，你永远居住在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里。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啊，你总是高高举起！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是你的口头语。”声音甜美的习夫人彭丽媛最适合唱这首献给他丈夫的歌曲。

美国学者布鲁斯·梅斯奎特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在《独裁者手册》一书中讨论了自由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对自然灾害的不同处理方式。如果将印度与中国对比，印度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如中国，但印度是民主国家，印度民众有表达其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的自由。二零零四年的海啸造成了印度东南部海岸泰米尔纳德邦数千人死亡及大范围毁坏，但在一年之内几乎所有灾民都得到重新安置，政府还对灾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赔偿。灾民尽管相对贫穷，但对整个过程非常了解。“原因就在于，泰米尔纳德邦的选举非常激烈。”与之相反，中国民众从来没有选举权，他们往往只能用脚投票，逃离这个国家。中国民众也没有言论自由，只有极少数中国人敢于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匿名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发表对中共不满的言论，如同那首嘲讽习近平的歌曲——如果中国有自由媒体，如果中国的自由媒体上播放这首歌曲，习近平还能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做他的春秋大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