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的政治斗争：拿邓小平说事

钟原评论文章：北戴河休假后，中共高层密集现身，想破除北京内外的一些敏感传言。然而，类似的政治动作无法掩盖中共内部新一轮的政治斗争。邓小平的纪念活动也被当作争斗的一个场所，中南海试图借邓小平说事，为自己壮胆、撑腰，却又一次暴露了中共内部的纷争。

政治局常委频繁亮相作秀

北戴河休假期间，各种传言满天飞。北戴河休假一结束，中共政治局常委们忙不迭地公开亮相，试图打破一系列传闻，刻意对外展示中南海权力依然稳固、大局在握。

8月19日，习近平会见来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8月20日又会见来访的斐济总理兰布卡；还会见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议会代表，他们正在北京参加一个中共组织的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

李强先后三次露面，8月16日他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讲话时，把三中全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摆在习近平之前。8月19日，李强又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但没有再提习近平。8月19日，李强也会见了来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这次提到习近平。8月20日，李强出访俄罗斯。

赵乐际、王沪宁同样先后会见了来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都提到了习近平。政治局常委们的露面，应意在展示仍维护着习核心，只是李强的态度与以往不同。外界感觉到了异样。

传闻还有专门针对蔡奇和李希的。党媒也得为这两人辟谣。8月20日，蔡奇主持了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会议，算单独亮相。蹊跷的是，蔡奇的讲话仅提到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没有提到习近平。

8月21日，新华社发出一个通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这算蔡奇、李希联手搞的一个动作。

这个通报先提三中全会，再提党中央和习近平的指示批示；但同时又称，问题“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这或许只是一个套话，但在当下的氛围，不免又令人产生遐想。

纪念邓小平删去“中央领导集体”

8月22日，中共召开了邓小平冥诞120周年座谈会，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全部亮相，党媒刊登的习近平讲话超过六千字；这比10年前的110周年纪念讲话长了很多，当时仅超过三千字。最新的讲话长度翻倍，而且有几处表述不同，与当前的诡秘局势应紧密相关。

最新讲话继续高调评价邓小平，同时忽略了“中央领导集体”。

10年前的讲话称，邓小平“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了改革开放。

最新讲话则称，邓小平“带领”开创了改革开放。10年前提到的“中央领导集体”被消失了。

1981年华国锋下台后，邓小平没有直接上位，而是让胡耀邦接任党主席；1982年中共党主席职位被取消，胡耀邦任总书记；但1987年又被搞下台。赵紫阳接任总书记，1989年也被搞下台。他们二人在任时，实际规划、操盘了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中共仅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因为他并未做具体工作。

邓小平掌握了军权，以“太上皇”自居，但也有众多政治老人掣肘，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最多时有200人。邓小平是主任，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都当过副主任；陈云后来接替主任一职。

当时的改革政策，需要得到这些老人的认可，否则无法真正实施。北戴河休假时，政治局常委们不得不听从这些老人的想法，形成了北戴河老人干政的潜规则。

邓小平先后挑选胡耀邦、赵紫阳做总书记，但之后又迫于其它政治老人的压力，让两人下台。“六四”天安门屠杀前后，邓小平不得不让步，同意陈云、薄一波等提名江泽民接任总书记。

邓小平在世时，不是党的总书记或主席，却自认是“第二代集体领导的核心”。当时的所谓“中央领导集体”，包括政治局常委，也包括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头头们。在习近平的最新讲话中，邓小平被当作了唯一的权威，不再提“中央领导集体”。这显然是当前的一种政治需要。

外界传闻正盛，习近平的威信难以维持，此时提“中央领导集体”，更是一种忌讳。邓小平冥诞120周年之际，被拿出来拔高、说事，实际反映了北京政局的险恶。最新讲话还特意强调，“全党要有核心、党中央要有权威。”

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挂钩

10年前，中共还没有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口号，当时纪念邓小平的讲话仅笼统提到经济建设等。10年后的最新讲话称，邓小平明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设想。

按照中共文献记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曾提到，“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高调宣称改革开放，但又称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际自相矛盾，中共的路线斗争并未因此而结束。如今，“中国式现代化”找到了新出处；死去的邓小平被用来为现在的“中国式现代化”背书。此类移花接木貌似可以堵住众人的嘴；但这样一来，“中国式现代化”就不算什么新口号，不过是炒邓小平几十年前的冷饭，所谓的“新时代”“新征程”就都破产了。

按照中共文献记载，1954年，周恩来在人大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1964年底，周恩来又在人大上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中共的文献研究称，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到世纪末实现国际标准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而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标准，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如果邓小平早就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今天又把“中国式现代化”重新写进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无异于在玩游戏，更谈不上什么理论创新，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变得毫无意义。

当然，中共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口号故意与邓小平挂钩，实际在偷换概念。

按照中共文献记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提到对外开放时说，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中共的文献研究也称，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要“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

如今的“中国式现代化”主要着力于“内循环”和“自力更生”；与邓小平“外向型”经济的说法背道而驰；现在更没人敢说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按照中共文献记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9页曾提到，“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

邓小平的话说完40年后，一切就都变了。中南海名义上高调纪念邓小平，却根本不在意他说过的话，对内对外的经济实际都被搞死了。

“良好外部环境”何处寻？

10年前后纪念邓小平的讲话中，都提到了在邓小平领导下，及时调整各方面对外政策，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这与当下中共面临的外部围堵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南海的笔杆子们再绞尽脑汁，也没法自圆其说。

最新讲话称，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开辟了以和平方式统一的新路径，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但讲话没有提到“一国两制”用于台湾，而是称邓小平“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正确方针”。

这与10年前的讲话变动很大。10年前的说法是：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

10年之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已经是废纸一张，也不再适用于台湾；“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却变成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正确方针”。按照这一说法，似乎是邓小平的主张引发了今日的中美对抗；而且中南海不打算做出调整，仍然要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强硬，哪怕失去了“良好外部环境”，也不能承认自己错了。

这种混淆视听的文字游戏也拿邓小平说事，实在缺乏说服力。最新讲话也继续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这与邓小平应该难以扯上关系。“良好外部环境”眼看指望不上了。

最新讲话还专门提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10年前的讲话对此曾只字未提。

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曾迷惑了很多中国人，以为民营经济真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发展；如今人们的梦想破灭了，“共同富裕”正在收割民营企业，就业机会也没了。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曾迷惑了很多中国以外的人，以为中共真能改良、中国真能转型；如今外界的梦想破灭了，中共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恶意扩张、渗透企图一览无余。

中南海再也骗不了中国人、中国以外的人，也骗不了中共党内的官员们，眼看要出事；于是不得不拿邓小平说事，实属无奈，但也无济于事。越来越多的人正等着传闻变成现实，等着中南海出事、出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