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采访’成了令人震惊的孤独的行业（a shockingly lonely business）。”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北京分社局长大卫·雷尼（53岁）最近在告别专栏里表示，他将离开中国。
他是一个甚至起了中文名字叫“任大伟”的英国人，2018年5月来北京后，他在《经济学人》上连载了220篇“茶馆（Chaguan）”专栏文章。他是前英国海外情报局（MI6）局长的儿子，是在江泽民时代的1998-2002年担任英国日刊《每日电讯报》北京特派员的西方代表性知中派。去年，他在采访中国方面的功劳得到认可，获得了“美国亚洲协会”颁发的奥斯本·艾略特奖。
就像意为“茶馆”的专栏名称“Chaguan”一样，通过生动地传达中国“内心”的专栏而受到欢迎的他，最近在自己的X（前推特）上说：“是时候离开中国了。我是自愿离开的。”他没有具体说明离任的理由。但他通过最新一期（8月31日-9月6日）发表的专栏表示：“中国认为外国的所有批评都是一种攻击。”填补他的空位的继任者还没有拿到签证，因此“茶馆”暂时中断了连载。
在对外国的批评和情报收集不再宽容的中国，外媒记者和外国学者、顾问等正在陆续离开。
这是在中国放弃引领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基调，宣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国家战略，将外界声音视为“噪音”后发生的现象。“中国式现代化”是指不遵循以言论自由、自由市场等为代表的西方的方式，以一党体制和计划经济等“中国独有的公式”实现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尽管存在美中竞争和与周边国家的摩擦，中国还是选择了背靠强大的社会控制和巨大的经济规模，采取高压的态度。
最近在中国，西方记者的离开正在加速。6年来，《纽约时报》的中国特派员从10人减少到2人，《华尔街日报》从15人减少到3人。曾经有2个人的《华盛顿邮报》现在已经没有人了。韩国媒体的北京特派员人数也在两年内从40多人减少到30多人。今年4月，中国外媒记者俱乐部发布了一项针对101名记者的问卷调查，7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手机可能遭到了中国的黑客攻击。81%的人声称在采访过程中经历过中国当局的干涉和骚扰。中国去年7月实施了扩大间谍行为范围、加强处罚的《反间谍法》修订案，这成为了采访活动的一大负担。修改后的法律将间谍行为的适用对象广泛地定义为“提供与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资料”等，即使未证明罪行，只要存在情况，也可以对其处以5万元人民币（约900万韩元）的罚款。
不仅是记者。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活动也大幅萎缩。在中国本土大学攻读博士课程或担任研究人员的外国人受到施压，要求他们写关于“自己国家”的论文，而不是关于中国内部。中国某全球研究所的人士表示：“由于心理压力，外国学者认为在获得政府许可后举行的论坛上发言比私下场合更方便。”英国广播公司说，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2021-2022年，有360名学者离开香港的8所公立大学。在香港，自2019年以来外国学生注册减少了13%。
外国顾问的退出也加速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当局以担心泄露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信息为由，对贝恩咨询公司、明茨集团等美国咨询企业展开了高强度调查。一直对中国发表负面统计等的美国盖洛普去年时隔30年决定撤离中国。
《经济学人》分析说，随着中国最高领导层宣布现在是跃升为“世界中心”的时候，阻断了外国人的声音。就是说，在中国因为与美国关系恶化而加速与外界断绝关系的情况下，自信心扩大，因此面对世界时更为强调本国的标准和哲学。实际上，过去中国的改革派经常在国内引用外国媒体或外国专家的批评，但现在连中国媒体对外媒的报道都受到限制。在战狼外交的基调下，和对外沟通相比，中国的外交官和学者更注重保护中国的立场。
但中国的立场是对外国人的这种不满感到委屈。强调说在中国迅速成为超级大国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开始对华进行牵制，而外国媒体和机构的批评为攻击中国提供了名分。
想尽办法留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和顾问们抱怨获取信息太难，更不用说与中国高层或专家的接触了，找到有公信力的资料也很困难。中国收费金融数据提供商Wind不更新的统计越来越多，政府也像去年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一样，突然将统计转为非公开。阻止谷歌、脸书等海外网站链接的中国当局，还开始高强度控制躲避网络监控网的虚拟专用网络（VPN）。最近负责监控互联网审查的美国非营利组织Great Fire表示，提供VPN软件的主要企业Express VPN和Astrill VPN在中国的服务使用速度在过去的60天里分别下降了41%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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