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路没了！一大批小县城，正在走向崩溃

在我们有生之年，可能会见证一大批小县城彻底消失。

一个明显的信号是，不少省份正在加速砸掉小县城的“铁饭碗”。比如山西，率先向人口小县动刀，开启机构改革试点：

娄烦县，事业编制数量从3000多个减少到341个，缩减率88.6%；

河曲县，事业编制数量从1964个减到659个，缩减率66.4%；

浮山县，事业编制数量从1944个减至970个，缩减率50.1%。

你知道吗？近十年来，中国七成以上的县城，人口都在流失。其中，绝大多数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

人口流失、财政崩盘，房价暴跌，公共服务停摆……小县城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安逸生活，无法永远持续。

一大批小县城，正在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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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的人口迁移数据显示，中国大多数县城的衰落，已成必然。

泽平宏观比对了中国3000个县城在2010至2020年间的人口流动数据，结果令人吃惊：

人口流出的县有1676个，占比77.9%。比上一个十年（2000至2010年），足足提高了14%。

从城市分线来看，一、二线城市均无人口流出地区，三线城市从18%降至15%，四线城市从45%增至57%，五线城市从71%增至83%，六线城市从69%增至86%。

很明显，小城市/小县城的人口，正在急剧流失。这是一股难以阻挡的力量。

相反，大都市圈的人口虹吸效应在加强，24个1000万人以上大都市圈对全国人口增量的贡献率持续超80%。

以广东省为例，2010-2020年常住人口增长高达2096万，仅广州、深圳合计增长高达1318万，对全省人口增长贡献率为62.9%。

与之相对的，广东省内80%的欠发达地区人口全都在流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几个大城市，都快把周边县城的人口吸干了。人潮的流向，就是经济的流向。

尽管这两年，有很多文章鼓吹县城消费的火热：

各种餐饮、零售都在扎进下沉市场，连星巴克都开到了县城。网络上，”县城婆罗门”们优渥舒适的生活，把亿万城市打工人都整破防了。

然而，事实证明，不少县城经济只是表面繁荣，如同泡沫一般不可持续。

曾经”一铺传三代”的县城店铺，如今租不动了。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2024年开年，全国100座县城的租售市场不容乐观。其中，安徽宣城、湖南邵阳、甘肃天水等近20座城市，商铺空置率超过50%。也就是县城一半商铺都在“旺铺转让”中。

县城的公务员们，也开始发不出工资了，越来越多公务员抱怨起降薪：年终奖没了、补贴没了、月薪只有3000元。除了前面提到的山西省，青海、甘肃、江西、湖南等省份也都陆续启动了机构改革试点，下了决心要砸“铁饭碗”。

小县城的安逸梦，怎么一夜之间就”天塌了”？直接原因是，很多县城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

以贵州为例，2022年全省88个区县中，没有一个区县的财政自给率超过100%。自给率最高的仁怀市（坐拥茅台镇）也仅有87.65%，而最低的榕江县更是低到令人瞠目结舌——4.71%。

这意味着，贵州所有的区县都要依赖上级财政“输血”！

还有一个代表性的案例是陕西汉中市的佛坪县：这个人口仅有2.6万的小县城，在城区人口仅有8000多人的情况下，拥有编制的财政供养人员竟然接近3000人。换算下来，平均8个人就要供养一名编制人员！

要知道，2022年佛坪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2482万元，而支出却高达10.55亿元，其中仅工资一项支出2.72亿元。整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都不够给体制内人员发工资的。

巨大的财政缺口怎么解决？除了发债，就只能靠上级的转移支付。

然而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财政都不好过。据财新统计，截至目前已公布前八月财政收支情况的18个省份中，多数省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或略微增长。其中，江西、广西、陕西、内蒙古、山西五省份收入同比下降，山西降幅最大，达7.9%。

各级政府文件中，“过紧日子”和”砸锅卖铁“成了常态。这种压力，必然传导到小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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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财政入不敷出的县城，都养着庞大规模的财政供养人口，已经形成了突出矛盾。

最近，山东省成武县的一份发展统计公报，养老金的结构让无数网友震惊了，这个县城2023年：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

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

……

整个成武县，体制内8800人的养老金近8亿，而12万居民的养老金只有2.5亿！县城体制内外退休待遇的巨大鸿沟，不仅仅是社会问题，更折射其背后的财政压力巨大。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一篇文章中呼吁：要警惕县城经济萎缩到只剩“公仆经济”的地步。

他在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县城后发现：“工业园区冷冷清清，房地产冷冷清清，只有吃吃喝喝还在热闹，因为还有大量公务员群体作为支撑。”

光靠吃吃喝喝，能够长久的躺平下去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黑龙江鹤岗市是一个典型样本。几年前，鹤岗因为”几万块钱一套”的超低房价在全网火出圈，让很多厌倦大城市内卷的年轻人为之向往，是心目中的”躺平圣地”。

然而，现实中的鹤岗远没有乌托邦式的浪漫。这座城市的衰退史，承载着很多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血与泪。作为全国四大煤矿之一，随着资源枯竭，2011年鹤岗被确定为国家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

产业空了，人也跑了。2022年末，鹤岗全市户籍总人口94.6万人，比2012年的108.5万人，下降了13.9万。

资源枯竭、人口外流、城市老化，房价也跌到了白菜价格，有一大批中小城市正面临鹤岗相似的命运，例如辽宁的阜新、黑龙江的双鸭山、甘肃的玉门，等等。这些城市大多数都是资源型或传统工业城市。

以至于，很多人将这类城市称之为："鹤岗化"。

“鹤岗们”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人口的外流，而是产业的空心化。因为缺乏支柱性的产业，很多县城不能为本地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支撑。

没有支柱产业，没有规上企业，没有人口，县城财政收入从何而来？

而随着县城财政进一步崩塌，生活在县城的人，可能会迎来公共服务水平的下降，甚至停摆。

因为没有补贴，去年以来，已经陆续有很多县城的公交宣布停运。如今在县城，没有私家车就很难出远门。

随着中国整体从大基建走向大维护时代，缺少财政造血的小县城将会受到更大冲击。这一点，我们的邻国日本已经提供了先例：

北海道的夕张市是日本第一个宣布”破产“的城市。由于无力承担泡沫经济时代留下的高额债务，市政府关停了大部分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甚至连公共厕所都要关停了。居民的收入骤降，而水费等各种生活成本却比东京还高。曾经巅峰时期11.6万的人口，如今只剩下不足7000人。

哪有不用努力，就能岁月静好？想在小县城躺平的人，要做好长远生活质量下降的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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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达国家的案例来看，很多小城市的衰落也是大势所趋。

在日本，东京以0.6%的土地承载了日本10%的人口和19.5%的GDP，而整个东京都市圈有3728万人口，占全国35.11%。

在美国，洛杉矶、纽约、五大湖三个都市圈，同样也创造了全国6成以上的GDP。

中国的城镇化也已经进入新阶段，城市间的洗牌也将加速。在2022年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到：

“有序引导人口向邻近的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转移。”

这意味着，如果你的家乡没有被纳入某个都市圈，未来大概率会逐渐收缩，甚至消失。

当然，中国目前还有6亿的农村人口，县城也依然承载着向对周边农村的公共服务辐射功能。

在振兴县域经济上，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都值得警惕。一种就是无所作为，彻底躺平；而另一种就是无视当地的实际情况，疯狂借债，蛮干硬上，留下了一批烂尾项目和面子工程。

造了一堆”奇观“、欠下400亿债务的贵州独山县，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如今就算不能继续借债了，很多县城的营商环境也很堪忧。2024年了，不少县城还在靠企业罚款，给公务员发工资。

有些地方，快把“罚款创收”写在脸上了。前文提到的给体制内发了8亿养老金的成武县，最近就有一条新闻火上热搜：当地市监局的一名执法人员曾公开说，“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

这话一听，哪家企业还敢来投资？县城的自救，仍然需要强有力的举措，提升营商环境。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发展太快了。今天的很多”新上海人”、“新北京人”，都来自小县城。县城，是很多人记忆的起点，也是他们精神的归宿。

人口的高速迁徙造就了一代人的精神困境，“回不去的小县城”引起了很多离乡者的共鸣，也还有不少打工人把小县城当成人生的退路。

保护亿万中国人的“根”，乡愁才不至于无处安放。

也许，无数小县城的崩溃、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来说，守护和发展家乡，也是人生价值所系。

个中甘苦滋味，唯有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