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弱、地方政府税收不足，企业要小心了；为弥补财政缺口，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执法机关通过罚款、检查、查封的方式来获取税收以外的收入，这类被称作“罚没收入”的金额在中国公共预算收入的占比自2020年以后就明显增长。有中国学者撰文呼吁，当前需迫切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避免向企业伸出“掠夺之手”，遏制地方“以罚创收”的冲动。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成良在中媒“观察者网”撰文指出，财政收入主要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前者占比越高，财政收入的品质就越高。但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归属于非税收入的“罚没收入”异常成长，尤其在2020年以后“增长速度较快”，引发关注。
所谓“罚没收入”是反映公安、交通、税务、法院、市场监管等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的罚款、没收款、赃款等，是“非税”收入的组成部分。
刘成良爬梳财政部数据发现，今年上半年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全国税收收入9兆4080亿人民币（约1兆3418亿美元），年减5.6%；非税金2兆1833亿元（约3089亿美元），年增11.7%。
再看更早的数据，2022年罚没收入达4283.98亿元（约606亿美元），在公共预算收入中的占比2.1%，为近10年最高，占非税收收入的11.57%。这与10年前的2013年相比，罚没收入仅1658.77亿元（约234.6亿美元），占公共预算收入的1.28%，占非税收收入的8.8%，明显增长不少。
刘成良指出，造成罚没收入异常成长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不合理。近20多年来的房地产大发展使得地方政府患上了较为严重的“土地依赖症”，但近年楼市的持续疲软严重影响着地方财政收入。同时，政府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推出了多种结构性减税措施，这也使得税收收入受到较为显著的影响。
此外，许多地方财政自主造血能力不足，长期需要上级的转移支付来维持运作和发展。而在当前阶段，伴随着自上而下转移支付的不足，“依靠罚没创收”则成为一些地方弥补财力的应急手段。
另一个原因是从支出结构来看，地方政府承担着较大的财政支出责任，在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均有刚性支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投入，可能引发较多如讨薪等不稳定问题。
然而，刘成良提醒，罚没收入尽管可以补充一定的财力不足，但是相对于财政缺口，其作用非常有限，并且其异常增长所带来的问题丝毫不能忽视。
刘成良指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政府向企业推出了多种结构性减税措施，但依靠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的方式来获取罚没收入，则消解了结构性减税的意义，也容易扰乱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尤其中小企业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一些不恰当的罚款恐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且罚没收入存在一定弹性的自由裁量空间，容易滋生执法过程中的乱作为问题，从而造成政社关系的紧张。
因此，刘成良表示，确实需要采用包容审慎的监管，迫切关注市场主体信心与社会情绪的变化，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避免采用过于刚性的执法方式向企业伸出“掠夺之手”，遏制地方以罚创收的冲动。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