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严防死守 中国“文化不自信”

近期，中国前卫文艺受到愈发严厉的限制。从《三体》出版人姚海军落马，到知名跨性别主持人金星的舞台剧《日出》在广州被拒演出，再到西洋万圣节被当局严控、变成“游击战”式的庆祝，这些事件似乎都触碰到了某种政治禁忌。分析人士指出，多层禁忌正在扼杀中国的文化创新，所谓的“文化自信”在今日中国的文化空间中反倒呈现为“文化不自信”。

姚海军落马

《成都商报》说，姚海军在25年前就是科幻迷，曾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华语科幻星云奖”，还策划出版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原创科幻作品。其中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更在全球热销，已被翻译成19种语言，销量超过2100万册，让中国的科幻小说从杂志时代真正进入了畅销书时代。

《三体》在今年3月被奈飞(Netflix)改编成影集后上线，旋即引发话题热潮。“三体”的内容涉及外星物种的秘密科学计划，书与剧集的第一章就描述一名中国天体物理学生亲眼目睹父亲被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批斗殴打致死。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报道，《三体》剧中所发生的科学界无法解释的自杀事件，暗示了许多文革受害者为了“被迫结束痛苦”而自杀的这一事实。

金星演出被拒

与此相似的是，就在姚海军落马的前一天，中国知名跨性别主持人、舞蹈演员金星，也在微博控诉她在广州演出的舞台剧申请被拒绝，该消息还冲上微博热搜。广州市文旅局工作人员回应，不会因为个人原因拒而绝申请，可能是存在报送材料不齐全等情况。

不过，不少中国网民称，金星演出被拒或与其先前在山西太原的演出有关，当时在谢幕时，金星公开展示了代表支持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的彩虹旗，该彩虹旗上面写着“爱与性别无关”的字样。然而，金星对此发文否认，表示当时是为了安抚跑到台前拿着旗子的观众，所以抢过旗子扔到身后再完成谢幕。但网友搜出她在山西谢幕的视频，认为该项解释太过牵强。金星随后删除了相关微博，日前又发文说：“爱祖国，爱家乡….爱就是爱，与性别无关！”

金星曾是一名男舞蹈演员，她在28岁那年完成了变性手术，成为中国最具知名度与影响力的跨性别传奇人物。

前卫艺术触碰禁忌

美籍中国流亡作家贝岭表示，科幻小说在中国作为高利润产业，在全球化时代通过附加产品和运用科技的想象力获得了巨大收益，像《三体》这样的作品甚至创造了中国文化领域的奇迹。

但他也强调，再怎么样的中国奇迹产品，仍不能违背中国的社会默契，所谓的社会默契就是不能去触碰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现在更强化为只要触碰到当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可能犯忌。科幻小说中的“超人”与超自然力量的设定，可能构成对现实中“伟大领袖”的无意冒犯，这种题材与党和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相悖，因而成为被限制的对象。

“是超人厉害，还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党更厉害，或者是英明的领袖更厉害，那当然这就犯忌。”贝岭对美国之音说。

但除了“超能量”难以和“永远伟大光明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相容外，“三体”中关于文革的描述也可能是一个忌讳。

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全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科幻题材能够显现出当代中国的视角，去激发起中国民族自信心与爱国心，其实官方并不会去反对 。但“三体”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引起很多中国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人士的抨击，这是因为中国官方对于文革的定义是“曲折的探索”，也就是文革固然是一个错误，但中国官方的思维，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有一句话叫做“团结一致向前看”，意思就是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徐全表示：“那么如果你用文艺作品的方式，而且还是用很新颖的题材的科幻小说，来去呈现文革的一种历史样貌，这个会引起很多保守人士的一个强烈的质疑。”

但分析人士一致认为，姚海军的落马并不全然是政治与文化的因素，更可能跟经济问题相关，因为中国的科幻小说产业链存在着巨大的灰色地带，而姚可能“不幸地成为众目注视的对象”。

文化产品与经济利益的交织

北京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指出，2023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突破千亿规模，达到人民币1132.9亿元。《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在2019年的中国“第13届作家榜“中，以《三体》系列斩获1800万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首。以中国作者和出版社之间抽成的版税比例大约是7%-10%之间来看，可以推估姚海军与科幻世界杂志社获得的利润相当丰厚。

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也针对姚海军落马事件在脸书上发文说：“如果外星人的本事真的有那么大，那么天天给别的国家指明方向的习总书记要往哪里放？”并说最近中共《求是》杂志再次提到习近平的言论：“文学和艺术不应成为市场的奴隶，不应受到金钱的污染”，意指在共产党一党独大的社会中，绝不允许有才能的人凭自己的本事赚大钱。

最近在台湾出版新书《孤岛》的中国作家野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表示，科幻小说在中国受到的监管相对比较宽松，除非指向性很强，否则可以说是中共最不在意的。不论是科幻小说还是玄幻文学、穿越小说，在中国都有非常大的市场。玄幻文学甚至已经自成一大流派，作者的年收入都在上千万元人民币以上。因此他认为，即便《三体》有涉及到一点点文革内容，但仍可以在中国合法出版来看，应不致于构成姚海军落马的一个“事件”，很可能还是跟贪腐有关。

排斥LGBT

但野夫表示，金星的情况完全不同。同性恋或跨性别等性少数群体，过去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以“流氓罪”惩处，直到1997年中国修订“刑法”才删除了“流氓罪”和“鸡奸罪”，实现了中国同性恋法律上的的非刑事化。但这只是一种默许，中国政府并不会立法来“保护”同性恋群体，中国社会普遍对LGBT也持保守的态度，甚至不少人还很排斥，就像排斥女权运动一样。

他说，像金星这样的跨性别者能够在中国的主流媒体频频出现，是一个极少数的现象，她以其个人魅力和艺术造诣，一点一滴地带领中国民众逐渐接受LGBT，是领军人物也是前卫楷模。然而，她也因此而面临更多压力，尤其是她在谢幕时展示彩虹旗的举动可能引发当局的警觉。

贝岭则认为，金星的遭遇不仅与她的身份有关，也因其多次触及党内禁忌而受到审查。他指出，当某些行为超出政治容忍度，便会引发“惩罚机制”。“这样的惩罚就是她的演出被取消，这也跟中国现在的党和英明领袖对于中国整个文化产业日益严加的控制有关。”他说。

贝岭还说，包括中国知名艺术家高氏兄弟中的高兟，以及台湾八旗出版社的编辑富察仍被中国圈禁中，在在显示了中国文化空间的不自信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

维稳优先，遏制创新

野夫补充道，近年来，LGBT、女权运动等话题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当局对这类群体高度警戒。中共担忧这些运动最终指向“人权”，一旦形成社会思潮便构成政治风险，因而严防死守。

他分析，“中共怕的是管控失误、维稳失误”。 就好比中国近几年兴起的女权主义思潮、非政府组织（NGO），或者自发性的小团体，都让当局非常警戒，不是因为共产党反对男女平权，也不是怕同性恋破坏制度，而是这些女权问题最后都会指向“人权”，一但人权、自由的思潮形成一股社会运动，对中国统治当局来说就是一个危险信号，所以一定要严防。

野夫亦表示，就连刚过的万圣节在上海街头加强戒备也是同样的逻辑，年轻人奇装异服其实并不要紧，真正令中共担心的是“万一突然每个人拿出一张白纸怎么办？”

“只要大批的人集结一起，都成了这个过敏年代的危险的事情，与其侥幸地觉得平平安安地呈现一个所谓太平欢乐盛世，还不如严方死守，让它什么也不发生。什么不发生至少我地方官是太平的，至于民间你们年轻人的欢乐这些，相对统治者来说啥都不是。”他说。

香港城市大学的徐全认为，金星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非常大，当她所代表的一个前卫艺术家，特别是在性别议题上的先锋角色受到压制，意味着中国人文艺术的创新与社会的包容度可能会受到限缩，将会使得一些优秀文艺作品不容易展现。尤其在当代中国强调走回传统与弘扬经典的潮流下，艺术审美观将会对前卫、甚至是后现代文艺作品更为排斥。

他说，中国政府以维稳为主的文化控制抹去了观察社会民情的机会。若一味推行歌舞升平、压抑个性表达，举凡欧美的万圣节、圣诞节和西洋情人节都一律抵制，学校甚至还会倡导不要过“洋节”，终将使年轻人疏远社会，对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产生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