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婿薄瓜瓜只会有“一个中国”价值

汤名晖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曾言干部子弟是一场大灾难，至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出自于毛泽东女儿李敏的回忆仍不时验证。 自中共建政以来，部份干部子弟如同古今中外取得政权的勋贵一般，极力保持自身的优越性与关系网络，有些人受限于教育与心性的限制，贪念与腐败也随之而生，藉由政治影响力获取财富，最后身败名裂或是身陷囹圄。

若要白话的理解所谓的中共“红二代”以及更核心的“太子党”，就好比一间企业的的原始股东与董事会成员，政权是由他们的父执辈所创建，而其中的党与国家领导人自然就是持有股份较多的董事，其子弟所受到的恩庇或是能涉足的利益范围更广，并且能自成体系。 例如，出身广东省梅县的叶剑英，有着指挥广东战役的功绩，在广东当地把持大量利益而被称为“广东王”。 其子叶选宁虽然名义上只是少将军衔，实际上能影响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且被红二代视为精神领袖，更统有1980年代干部子弟的海外情报网络系统，即使在江泽民时期也无法动摇其地位。

因此，所谓的“红二代”或是“太子党”并不是一个尊崇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所应当跟风甚至钦羡的群体，尤其是正从党国体制走出的社会，更不应以封建心态将其视为特殊阶级。 这种反现代思维的风气在部份媒体的加工之下，实则是对台湾民主化的嘲讽，威权的神话与符号崇拜仍然是难以祛除的魅影，更何况薄熙来夫妇的不法罪行放在哪个社会都是不堪的丑闻。

薄熙来在重庆表面上“唱红打黑”，实则是收取巨贿，其妻谷开来谋杀英商海伍德（Neil Heywood），心中没有法治与人性，何况是民主与自由。 家族所积累的财富则有着辽宁与重庆百姓的血泪，承袭其血腥财富者在台湾成家，而且还是在所谓的“民主圣地”，陈定南先生等人若有灵，不知如何看待台湾人对于威权神话的想像。

从政治或权谋的角度来看，薄家的政治符号早已失去正当性与号召力，薄一波虽然是“党与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且位列“八大元老”，但是在中国海外民主人士的眼中不过就是“六四”的刽子手，难以藉由其符号引起自由与民主的共鸣。 “红二代”中同样因大案闻名的还有副总姬鹏飞之子姬胜德，他曾任职解放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副部长，曾涉及20世纪末最大腐败的赖昌星案，也曾经有功于取得乌克兰退役的瓦良格号，也就是现在的辽宁号。

从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来看，薄瓜瓜与大多数的海外干部子弟家族相同，不可能认同“一个中国”以外的价值。 他们的红色血脉或许慢慢有着自由主义的成分，但是民族主义的结构仍旧延续，很难期待他们能有台湾认同，他们这一代人心中的中国也很未必是自由中国，处事方式也大多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温良恭俭让的台湾民情难以与之博弈。

薄熙来自幼在红二代群体鹤立鸡群，有着身高与外貌的优势，但也由于其傲气凌人，在同辈的人缘并不佳。 他自幼生长于大院之内，以及部队的学校，实际上也不理解真实的工农兵生活，参与红卫兵的斗争心更让旁人感到不安。 中越战争期间，他也未如其他干部子弟参战，相同出身的旅美知名学者还曾亲自上阵负伤，无论文名还是武功的实绩都在薄熙来之上。 薄氏夫妻的大案与恶名，很难将正面地的影响力难投射到后人身上，或是在中共内部和海外成为神话或是传说，甚至对重庆和西南地区的一般人民而言，薄熙来主政期间急遽走高的房市，以及贫富差距拉大，才是让他们苦不堪言的灾难。

薄熙来身涉大案，但是北京并未将事态扩及其家人，宽容之处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着显著不同。 薄熙来本人的监狱生活也算养生，衣食无缺且无劳动，还能有闲暇以书法自娱，这也使得他的遭遇难以被叙述成悲剧人物。 薄熙来的另一个儿子李望知，也就是薄瓜瓜的同父异母之兄在中国仍旧平安无事，2023-2024年期间，还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红三代”之中还算正面好学。

薄熙来出事期间，薄瓜瓜兄弟都能平安无事，其他亲朋好友也平安无事，甚至能到海外出行，也都是北京高层网开一面。 至今即使北京对他或多或少有监控，但是薄瓜瓜未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也未与外国相关单位合作，这些举动确保他能长期在海外过着相对滋润的日子，如今能前来台湾也不足为奇，为回报北京网开一面，他们也难以为台湾相关单位所用，最多聊点家族琐事和茶余饭后，仍会避免描述具体事迹。

其他有相似身分的干部子弟在台者也不少，他们也尽可能低调度日，或为营商或是专注于充实文化生活，尽量不让自己陷入复杂的事物之中。 反过来看，遭受人身自由限制或是消息不明者的关联人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争取对象，但是似乎并未受到正面看待，反而去成就不可能有为者的形势。

1980年代至今从中国离开的干部子弟或是太子党家族如今大多无意于权，有意于仕途者也早已回国向北京宣誓表态。 如同1949年后离开台湾的大家族远赴海外后的模式，重视培养子弟，或者把玩文物和坐享历史的叙事权，对于政治核心已无太多想法。 若要藉由他们的余热扶持成类似于南北朝后梁的政权，他们恐怕也唯恐避之不及，他们的生活因为北京的授意才能得以有范围活动，不可能反向成为密使，危害到自身现有的宽裕。

将过度的想象投射在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甚至立场作风都有问题的政治神话，恐怕只会带给我们不必要的灾难。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东协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协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