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时隔6年再晤民企 除了马云过关这些也要关注

2月17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这是时隔六年多之后习近平再度召开聚焦于民营企业的座谈会。

座谈会备受关注的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出席，过去5年马云因为“炮轰监管”而低调行事，一度长居日本，回国后也极少露面，他的动向逐渐被中国民营企业家看作“政治风向标”。

除了马云之外，出席此次座谈会的还有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宁德时代董事长兼CEO曾毓群，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美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兴。

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视频显示，任正非、王传福、王兴兴、雷军，以及刘永好（新希望）、虞仁荣（韦尔股份）在座谈会上发言。

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申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2002年江泽民时代提出的方针；以及“凡是党中央定了的就要坚决执行，不能打折扣”，他进一步称，“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

中国在去年11月推出10万亿天量化债计划，寄望拯救地方政府高企的债务，以及拖欠民企账款。但短期实施情况并不显著。习近平上述表态被认为特指该问题。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习近平第一任期并未召开民企座谈会，2018年底首次出现这一形式。

策纬咨询（TRIVIUM）公司副总监汤姆·农利斯特（Tom Nunlist）表示，“科技行业整顿实际上已结束多时，政府持续释放支持民营经济特别是科技行业的信号。但外界仍存疑虑，因为习近平的个人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最终需要习近平亲自表态才能扭转局面——这场迟来的会面正体现了最高层政策转向的谨慎性。”

习近平上次召开民企座谈会是2018年，外部正值川普第一任期的中美贸易战，内部盛传“民企离场论”；此次座谈会，外部要面临川普时隔七年的又一轮贸易战，内部则是经历疫情和强力监管后疲弱不堪的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两次民企座谈会之间的六年多，中国多个行业经历强力监管，企业家信心和民间投资数据都一再探底。

具体而言，这次会议的亮点和影响如何？BBC中文从时、人、势三个方面帮您梳理。

时：为什么是现在？

习近平上台后第一任期内未召开过民企座谈会。第一次召开时2018年11月1日，其重要契机是“民营经济离场论”的盛行。

当年9月，“资深金融人士”、自媒体作者吴小平发文称：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此言一出，掀起轩然大波。

那一年，曾经资产规模达2万亿人民币的安邦集团暴雷，被国资接管；债务规模近万亿的海航也面临相似处境。国际市场上，中美爆发史无前例的贸易战，珠三角的外贸工厂陡然承压。

惶恐情绪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之间蔓延。

情绪背后有数据印证——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利润占比从2015年的22%升至2018年的28%，这一年国企在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利润份额上反超民企。

“离场论”一个多月后，习近平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会上他直接回应了这种恐慌情绪——“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习近平的首次民企座谈后，中国官媒开始卖力宣传，民企是“自己人”，非但不能“离场”，还要走向更大的舞台。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习近平和任正非在2015年“同框”，任正非没有出席2018年的第一次民企座谈会。2025年2月，任正非参会并发言。

此后，习近平虽然还召开过三次类似会议，但并未冠上“民企座谈会”的名称，且都有国企出席，召开时机则要么是迎接重要的会议（十九届五中全会），要么是经历特殊事件（新冠疫情、整顿平台经济）。

因此，2018年的座谈会被认为是习近平新时代对民营经济“定调”的会议。国海策略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历史上中国共出现过三轮高规格的稳民营经济支持政策，分别是2005年1月颁布“非公36条”、2010年5月颁布的“新36条”，以及2018年11月民企座谈会后颁布的“28条”。

而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分别对应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波“民企潮”，以及金融海啸后中国民企的一波“倒闭潮”。

2月17日召开的座谈会，与之前的同规格会议时隔六年多。时机也颇值得玩味，2月初川普宣布对华加征关税，“贸易战2.0”开打；同期DeepSeek、宇树科技分别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火出圈”，在全球掀起讨论。

2025年，也是中国完成《中国制造2025》计划之时，这个计划初衷是使中国制造业完成转型升级，提出了十大方向，过去十年，其中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都得到长足发展，从本次座谈会列席名单来看，也与“中国制造2025”涉及行业契合。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2020年6月，马云在安徽合肥一家火锅店宴请参与武汉抗疫的医务工作者。

人：马云“过关”？

此次会议之所以引人关注，不仅在于其规格高，还在于马云出现在会场。

会前三天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透露马云将出席会议，消息疯传网络，社交媒体上“马云已过关”成为热点，阿里的股价也应声大涨。

马云的“关”源自2020年11月，蚂蚁集团计划在上海和香港同步上市，预计募资约340亿美元，如果成功将成为全球最大规模IPO。

然而，马云在2020年10月的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公开质疑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称传统银行有“当铺思维”，并呼吁减少对创新的限制。

这一言论被普遍视为触怒监管层的重要原因。《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习近平本人对马云的高调批评感到不满，直接下令暂停蚂蚁上市。

蚂蚁上市终止后，被监管层整肃。2023年1月，蚂蚁宣布调整股权结构，马云不再拥有实际控制权。半年后，蚂蚁收到70多亿人民币罚单。

此后，马云避走海外，长居日本，偶尔现身泰国，期间有一年多时间未公开踏足中国土地，马云“出走”，叠加房产企业暴雷，许家印被捕等事件，使民企信心处于谷底。

路透社称，马云避居海外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时运倒转的象征。尽管当局近期称他们在缓和整肃并将继续支持民营经济，但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和投资者表示，他们将马云留在海外的决定视为他们缺乏信心的一个因素。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中国总理李强意识到这一点后，要求马云回国，希望可以提振中国企业家们的信心。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2015年，习近平访美，参观微软总部，马云也是参访人员之一。

2023年，中国疫情管控放开，3月马云现身杭州，再引热议。当时路透援引北京云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张子华分析说，马云的返回提振了互联网行业情绪，意味着新的领导层在重新审视平台公司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这一次，马云又起到风向标的作用，他再进一步出席了中国规格最高的会议。路透社报道称，马云参会的消息带动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科技股当日大幅上涨，其中阿里股价接近三年高位，小米创历史新高，市场普遍将此视为政策转向的积极信号。

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张湖月向媒体表示，马云的高调参会表明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的担忧已基本解决，此前针对这一行业的整肃可能进入收尾阶段。

此外，从这次列席的企业家来看，中国经济的重点也发生变化。除了马云，还有腾讯CEO马化腾、小米创始人雷军、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要么是互联网巨头，要么是尖端创新的“小龙”。

对比之下，六年多前列席发言的企业家，则大多来自传统行业，即便是来自IT也是老牌的软件外包公司。

彭博社分析，此次座谈会的规格（习近平亲自主持）与阵容（涵盖传统与新兴产业）表明，中央试图平衡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与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龙洲经讯副研究总监白安儒认为，“这实质承认中国需要民营企业参与中美科技博弈。虽然决策层更倾向依靠产业政策与国企实现技术突破，但颠覆性创新仍来自民营领域。马云作为科技监管整顿的象征人物参会，极具政策转向意味——与数年前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立场形成鲜明逆转。”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2021年7月，教培行业迎来“黑色星期五”，一系列监管政策，让整个行业“整个赛道废了”。

势：还会“国进民退”吗？

虽然中国在多次类似会议上强调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但新闻和数据还在不断展现“国进民退”的现实。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民企担心“三座大山”：国资吃掉民企、随意监管以及不公平待遇。

近年来，中国国有资本通过天使投资、融资和二级市场参股优质民企，仅2018年包括国资委、地方国资委、中央事业单位在内的“国资系”正在参与或已经完成的就有对2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交易。其它还有深圳地铁成为万科的最大股东，合肥国资委入股蔚来电动车等。此外，从安邦到海航，国有集团吞下困境中的民营公司，也成为风靡一时的现象。

其次，过去5年中国连续对房地产行业、教培行业、游戏行业、平台经济和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展开连续整改，每一次都对行业带来重创。

最后，国有企业在贷款、补贴和行业准入上享有天然优势。长期以来，国企在利润不及民企的情况下，却能享受着远低于民企的融资成本。尤其是经济下行时期，银行对民营资本“惜贷”，却乐于给大量国有企业乃至城投公司房贷。

虽然在上一次民企座谈会上，习近平也强调了维护民企利益的重要性，会后还推出了28条具体措施。但上述问题在会后不减反增。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中国中心主任阿尔弗雷多·蒙特斯法尔表示，“深度求索（DeepSeek）案例表明，北京已认知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最佳路径。”

欧洲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分析员宋高祖（Claus Soong）向BBC中文表示，中国当局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紧，同时过度聚焦于安全化的目标，中国的经济增长正遵循着“国进民退”的模式，而创新经常来自民企。这种榨取式经济增长不太可能持续。

亚洲中心（Asia Centre）研究员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也指出，当前经济增长放缓主要障碍，以及阻碍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包括：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重压、地方保护主义和强势垄断企业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