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烂尾”国度熬过垃圾时间？

有房烂尾，有车烂尾，有娃烂尾，有国烂尾

2024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然而，靠唱戏是拯救不了中国经济的。 小学生习近平是经济学科的门外汉，他不知道一个基本常识：经济政策不是唱戏，可以随意改编剧本。 而一旦经济出问题，必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再抱薪救火已来不及了。

中国有房烂尾。 烂尾楼是房地产行业陷入困境的标志，而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占中国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 2020年，习近平自信满满地年出手打房，房地产监管时代来临。 未曾想到，房地产新政没有药到病除，反而使开发商“半死不活”。 台湾中央社报道，房地产企业长期以来的杠杆作失去凭藉，房子盖到一半盖不下去的烂尾楼问题，以及新房子卖不出去、建商大量减少建案等问题层出不穷。 据野村证券报告显示，中国未完工的预售房屋数量超过两千万户。 像鹤岗、鄂尔多斯那样大量新房修好却无人入住的“鬼城”，已像癌症细胞一样扩散到全国。

中国有车烂尾。 中国汽车经销商在竞争激烈及需求疲软下，掀起大规模倒闭潮，近四年已有八千车商倒闭，预估今年两千家关门，近五年倒闭的汽车经销商总计达一万家。 新疆首富孙广信掌控的中国汽车经销商第一股的庞大集团，因业绩低迷，股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一元人民币，市值从千亿跌至六十五亿，被迫破产重整，退出A股。 广东最大汽车经销商永奥集团因资金断链，旗下八十多家店一夕倒闭，不少车主付了车款无法拿到车，犹如买了烂尾车。 另一方面，中国号称世界第一电动车之国，不少电动车却无端起火自焚，这是另一种烂尾车。

比楼和车烂尾更可怕的是，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烂尾娃——因为失业率高，工作机会僧多粥少，每年数千万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失业，从而催生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年轻人回家乡成为“全职儿女”和“啃老族”。 勉强滞留在城市的，也大都挣扎求存、前途暗淡。 近期，一篇描述名校毕业生饿死出在租房的网文，字字血泪，引发无数人感同身受。 这一代年轻人的人生，就像住烂尾楼和开烂尾车一样，被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冻结在全面烂尾状态。 而所有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快速烂尾之中。

中国已成烂尾之国，经济再也没有光明的前景。 （美联社）

烂尾是一种不治之症，唯有断尾才能求生。

2024年6月30日，亚马逊中国在其官网宣布，Kindle中国电子书店于当日停止云端下载服务。 亚马逊就此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此前四天，知名旅游指南《孤独星球》宣布，关闭其在中国的办公室，停止在中国的出版业务。

8月26日，美国电脑巨头IBM宣布，彻底关闭其中国研发部门，此一决定将导致上千名员工失业。

同一天，在中国深耕十多年的台湾知名餐饮集团鼎泰丰宣布，关闭北京、天津、青岛、西安、厦门等地的十四家门店，八百多名员工失业。

这四家企业，并非深深嵌入中国、一时难以与中国脱钩的苹果或特斯拉，它们退出中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微乎其微。 但其象征意义令人瞩目——他们或是重要的文化企业，或是高科技企业，或代表着某种轻度奢华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离开，显示西方正在与中国脱钩，而中国正志得意满地走向反文明化或去文明化之路。

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量西方企业涌入中国，既要赚钱，更要将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价值带入中国，中美关系亦进入近乎战略伙伴的蜜月期。 然而，短短二十四年后，“中美国”变成新冷战，美国和西方这才发现，中国依旧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二十四年一觉中国梦，梦醒时分，一地鸡毛，遍地飞舞。 中国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从此“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这正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那场历史性演讲的主题。

至于与西方脱钩之后的中国，是继续繁荣，还是走向毁灭，那就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了。

 中国深陷历史垃圾时间，进入溃而不崩的新常态

早在2020年，享有国师之称的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论坛总裁读书会特别课上发表演讲，即指出不祥之兆：“最近，我们都能感受到外部环境不断恶化。 我个人判断中美的新冷战已经形成，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美国针对中国的实体清单也越来越长，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竞争在各领域展开，其中技术领域的竞争相对更深入、更广泛。”

姚洋一边盛赞中国的“抗疫成就”，一边小心翼翼地建言：“我们千万不要误判认为这是美国的衰退，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冒头的时机已到，去挑世界的大梁，我们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 姚洋不承认有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北京共识》，也不承认中国是极权体制，“中国在很多方面有很强的民主成分，是一种混合体制”。 他代表作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希望中国这辆列车继续“打左灯往右开”，跟着美国一起发大财。

姚洋进而提出中国应对长期性变化的三条原则：“我们应该在关键性领域加快自主创新。 要更加努力地去维护一个开放和共融的世界创新体系，不能把中国隔绝在世界之外。 要继续努力和美国保持比较密切的经贸关系，尤其是不能主动中断中美经贸关系。”

然而，姚洋与习近平的关系，如同华佗与曹的关系。 习近平笃信东升西降，不愿遵守美国缔造的国际准则和国际体系，认为中国可以抛开美国、另搞一套。 习近平更不认为中国存在烂尾问题，当然也不会接受姚洋开除的药方并乖乖抓药、吃药了。

于是，烂尾国度只有死路一条。 今天的中国，如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的明末：“1586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 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之后，明帝国就进入了历史垃圾时间。

“历史垃圾时间”指的是历史处于毫无意义的消耗阶段，这时候社会趋于停滞、社会痛苦增加，并且由于观念秩序和制度的缺陷，难以通过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而走出死水般的停滞状态。 中国的网络评论表示，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统治者由于集权、拒绝自由贸易或失去公众信任而陷入垃圾时间。 有人甚至认为，任何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社会都注定要失败。

中国评论人胡文辉最早明确使用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说法，他写道：“历史跟竞赛一样，免不了有很多垃圾时间的。 当是时，大势已定，败局难挽，无论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挣扎，只能求尽量体面地收场而已。”以此而论，1851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兵，清帝国从此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尽管此后还有同治中兴，但只是回光返照。

“历史垃圾时间”的说法，很快在中国流行起来，人们托名这个说来自于经济学大师米塞斯。 米塞斯没有直接使用过这个词语，但他曾说过，从13世纪以后，阿拉伯国家宗教正统强化驯服，最终扼杀了智识活力和独立思想——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 与此同时，智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创新活动大量出现在西方国家，这是西方反超东方的一个契机。 而早在1824年，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就在一封书信中写道：“准确地说，中华帝国有一种木乃伊声誉，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象一成不变地保留了三四千年。”

共产党向来很忌讳影射史学。 北京的党报《北京日报》在社论中说，读者不应该“为几句别有用心的鼓吹煽动，就陷入自怨自艾”。 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告诫学生们不要陷入“叙事陷阱”，比如“垃圾时间”，这些陷阱可以用来扭曲事实，影响人们的行为，并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北京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在一个政府下属的经济网站上写道，“垃圾时间”这个概念比“躺平”的趋势更恶毒。 在“躺平”风潮中，中国年轻人提倡安逸而不是忙碌的生活; 而“垃圾时间”的论点鼓励不作为，“完全否定当下中国的发展状况。”他们气急败坏，越描越黑。

当代中国的历史的垃圾时间，不是始于2012年习近平登基，而是始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在万国来朝的盛世气象中，在镇压《零八宪章》的刚猛严酷中，中共行尸走肉化的死亡气息已悄然弥漫。 比起姚洋欲说还休的建言来，《零八宪章》才是真正的救命药方，但讳疾忌医的中共政权选择消灭医生来遮蔽真相。

我不会像习近平那样相信“东风压倒西风”，也不会认同盲目乐观的“中国崩溃论”。 我比较赞同经济学者何清涟“溃而不崩”的说法：所谓“溃”即“溃败”，指中国社会将在政治、生态、社会道德系统方面陷入全面溃败的状态; “不崩”则指这个掌握了政治、经济与组织资源的政权将不会在十至二十年内崩溃（我所评估时间比之更长）。 就短期而言，中国社会一定继续溃败，因为中共这个列宁党的本质就是从母体攫取奶水，养活自己。 而且，中国的溃败及负面影响力会向外输出，尤其是港台，以及被中国视为最大的敌人的美国。

因此，在台湾和在美国反抗来自中国的生物病毒、经济病毒、政治病毒、文化病毒，将是一场艰巨而漫长的战斗。

 “今天下祸变既大亦烈矣”

我必须参与这场战斗。 我的武器就是我的书。

《烂尾国度》是我在《卑贱的中国人》和《今生不做中国人》之后所写的“当代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书中的文字，大部分是最近几年来我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所撰写的专栏。

《烂尾国度》分为“自愿为奴的国度”、“生不如死的国度”、“抓屎敷脸的国度”、“画地为牢的国度”、“硕鼠如虎的国度”、“全球放毒的国度”六个部分。 我从这六个面向勾勒出当下中国繁荣之下溃烂的真相，以事实展开评论，亲共者即便不接受我的评论，却无法否定我文章中所引述的事实。

这本书是写给四类读者的。

第一类读者是已经在自由世界的人们。

很多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尤其是在反共第一线的台湾和美国，由于承平日久，马放南山，根本不知道中共政权的邪恶、阴毒与狠辣，用自由世界的伦理、价值和常识与烂尾国的人打交道，当然只能重演农夫和蛇的故事。

所以，我期望这本书能让自由世界的人们警惕烂尾国的危害，如圣经所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的书卑之无甚高论，但至少可以充当“防盗手册”、“防骗手册”。

第二类读者是即将逃离中国的人。

“润学”是当代中国第一显学。 为了让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孩子早日脱离阴沟和鳄鱼潭的生活，任何代价都值得付出。 任何等待、观望和犹豫都是不智之举。

所以，我期待这本书能帮助此类读者做出“润”的决断，加速“润”的行动，展开“润”的计划。 纳博科夫说过，他唯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更早地离开俄国来到美国; 我的感受跟纳博科夫一样，我唯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更早地离开中国来到美国。 离开之后，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自由将油然而生。

第三类读者是至今还想去中国“发大财”的人。 比如，2024年9月，台湾金马影帝吴慷仁宣布前往中国发展，将自己签给中国的经纪公司“壹心娱乐”。 这是他个人的职业和人生选择，是海阔天空，还是飞蛾扑火，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我的评论只有一句话，就是毛泽东当年听闻林彪坐飞机逃走时引用的《何典》中的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台湾导演汪怡昕认为，台湾艺人、演员去中国发展，他都祝福，但拜托，“往后千万不要用踩自己母国的方式来向中国市场输诚。 毕竟，那是一个从不放弃侵略台湾的国度“。 这是他作为一个台湾本土制作人的私心期待，否则，那样一个在台湾养成、支持长大的优秀演员就可惜了。

话音刚落，吴慷仁就公开表示：“在台湾拍戏，题材受限，没有大陆（中国）丰富。”

果真如此吗？ 中国除了可以拍世界上最丰富的抗日神剧之外，真的“题材不受限”吗？ 吴慷仁稍早的经历就足以说明一切：香港电影《但愿人长久》先前在金马奖、金像奖等斩获奖项，并入围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原定2024年4月20日和23日放映两场，但19日晚间，已购票的观众突然收到退票通知，指电影因“拷贝损坏”无法修复，故取消放映。 但网友对于官方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并不买单，推测真实原因可能与电影中饰演父亲的吴慷仁的吸毒情节有关，也有网友认为与片中出现的土地抗争情节有关。

比起吴慷仁靠贬抑台湾来获取给中国的投名状，我佩服即便因为说真话而导致没有电影拍的陈慕义。 陈慕义大哥说：“我一直觉得在台湾拍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台湾有全世界最专业、最敬业的工作人员。 我常常提醒自己，大家都准备好了，我没有什么道理不认真地把戏演好。”这句话真是掷地有声、金声玉振。

如果吴慷仁做出去中国的决定之前读到这本书，他会不会三思而后行呢？

第四类读者是因为种种理由，主动或被动留在烂尾国和沦陷区的人们。

清末时，诗人陈三立有言：“今天下祸害既大亦烈矣，九州四万万人皆危蹇莫毕其命。”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中国，仍无比贴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在中国之外看中国、写中国、论中国，不是隔岸观火、纸上谈兵，跟生活在中国的人们相比，或许有新的角度、新的发现、新的见解。

我期望我的书能帮助不自由中的朋友们保持敏锐、坚韧与勇气。 铁幕时代，匈牙利思想家毕波因参与布拉格之春革命而被捕入狱，最初是死刑判决，判决下达前几个小时，在国际压力下改为终身监禁。 坐了六年牢之后，他终于获得特赦。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六年，这位中欧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处在秘密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很难接触到知识界的其他人士，只能孤独地读书、写作、探索。 他在无边的黑暗中，致力于打破恐惧的恶性循环，坚持“为了尊严的斗争”。 毕波在1979年5月10日去世，离柏林墙倒下还有整整十年。 但他没有失败，他的思想遗产激励无数东欧人继续推墙，直到自由来临。 他是那种“功成不必在我”的英雄，他的睿智与勇敢重新定义了欧洲与人类。

我祝福身在烂尾国度和垃圾时间中的朋友们，能像毕波在《热爱自由者的十诫》中所写的那样，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自由与尊严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 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能不与恶合作，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实践自己的道德原则，然后，等待黎明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