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两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一种是死亡，另一种是遗忘。我们用悼念、追思和回忆来抵抗遗忘曲线。一个不断遗忘的人甚至没办法证明自己活着。抵抗遗忘就是我们活着的证明。但光是抵抗遗忘还远远不够。抵抗遗忘只是最低限度的纪念。那什么才是最好的纪念？
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中鼓舞雅典人，他说：“你们应该努力学习他们的榜样。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谢德风译）
而今，六四运动三十六周年之后，我们要不要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还像以前一样爱自由吗？我们还像牺牲者一样勇敢吗？而今中国较之三十六年前，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我们何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对于牺牲者而言，最大的背叛不是遗忘，也不是对自由生活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不是因为看不到社会出路而变得愤世嫉俗，甚至不是因为我们今天仍然深陷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中并且安于现状。
我们当然要抵抗遗忘，我们在这一天纪念我们的集体创伤，当然应该纪念。但是我们不应该活在失败阴影下再也走不出来：我们的所有行为不要显示出我们是一个被历史挫败的民族最悲哀的样子。
中国人对于悼念政治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先是周恩来之死引发四五运动，后来是胡耀邦之死又引发六四运动，悼念政治本身就有抗争的意味。但是六四运动以后呢？我们依然在悼念，但是悼念政治却没有了。悼念政治式微，不见得就是因为抵抗意志越来越薄弱了，更深层的障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障碍：普遍自我挫败、互相贬低和自我矮化的心结，使得我们不但疏远了政治参与，甚至还疏远了他人。
即便中国的悼念政治式微，中共当局也丝毫没有降低戒备，比如李克强之死就引起当局高度戒备，再往前赵紫阳之死，中共当局也如临大敌般高度戒备。中共当局对悼念政治高度戒备显示出一个外强中干政权对民意的恐慌程度。
既然如此，我们就更要把悼念政治重新树立起来。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做更多工作：我们需要让社会运动重新延烧起来，我们需要让因看不到社会出路而自暴自弃的群体重新振作起来，我们需要用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互动去打通阻滞的社会环节，我们需要把信心重新还给社会……我们需要改变这一切的一切。
不如就在今天，我们重新拾起悼念政治的传统，像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一样勇敢地面对牺牲者的牺牲：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他们的榜样。我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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